“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公天下”思想的庄子版本——以《庄子·应帝王》“天根”章为中心

“公天下”并非儒家的专利,《庄子·应帝王》以“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给出了庄子版本的“公天下”思想。“公天下”的庄子版本突显人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正当性的政治理解为围绕着性命之情在生活世界展开的正性命的活动与秩序,而任何脱离性命之情的政治活动都将政治下降为统治。性命之情的本质特点在于世间身位与超越身位之间的居间联结,人便是这种居间生存者,顺物自然,也就是顺物之性与命,公天下的政治秩序因而展开为人们在其中各正性命而并行不悖的日用生活过程。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全真性命论及其哲学义蕴

以“先性后命、重性轻命”为核心的全真性命论 ,主要包括“性命双修”、“先性后命”、“性神命气”与“昼命夜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真性命论虽然渊源于钟吕 ,但其“先性后命、重性轻命”的性命论 ,与钟吕及内丹南宗有明显差异 ,除受到儒、释、道三教影响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内丹实践经验 ,也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化肉体长生为境界超越的全真性命论 ,不仅是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而且也是向先秦老庄哲学的回归     

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探析?

张载开创关学,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一天道性命关系难题做出了回应,他打通天人、内外、形上与形下的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使得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的形上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但目前学界对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张载的天道论及其特色”、“张载的性命论及其特色”以及“张载天道与性命的贯通”三个问题的讨论,使张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重要形上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展现。     

李道纯内丹性命思想探析

在内丹哲学史上,李道纯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道”与“性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李道纯运用从道教传统形神观转化而来的“身心”概念,对性命修炼论做了详尽说明,并通过“先性后命”的性命修炼方式确立起“性命双全”的丹道境界,使内丹学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     

儒家生命伦理的精神、模式及特性——对“易道生生”的义理解读

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儒家围绕着“生”造就了一个天人互动的生命模式，并以天、命、性、道诸概念逻辑架构出一个相应的生命义理体系。这一体系在形上的维度首先表现为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易道生生”的生命观，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颇有儒家特色的“继天为善”的伦理观和“各正性命”的身心工夫论。     

张伯端的性命思想研究

张伯端在形而上层次以真一统帅真精和先天气,落实到形而下而有精、气、神三宝合修的主张。为了圆融地处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不得不把精、气、神的理论发展为性命理论。张伯端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发展了前人关于性命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重性轻命等思想,为后世道教的性命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三教融合视野下王重阳性命双修思想析论

王重阳性命双修的思想是在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基本内涵包括性功和命功两个方面，具有先性后命的思想特点。在王重阳看来，实现性命双修的根本路径在于真功和真行双修双全，主张在真行的实践中要积善功、累德行以实现功德成仙的伦理追求。而这种功德成仙的追求只是王重阳性命双修的一个阶段。在功德成仙的基础上，王重阳更着重于修心炼性的内在功夫，倡导全真而仙的内在超越。全真而仙是王重阳性命双修的终极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与传统道教先命后性的观念不同，王重阳的性命双修思想注重在心底上下功夫，具有心性超越的特点。这种心性的超越打破了传统道教注重肉体成仙的藩篱，修仙主体由肉体转向了心性，确立了王重阳全真而仙的性命追求。     

孔子的仁爱之道

孔子学说的中心是道的问题。从天道而言,他阐释了天命说。天命是人的命运的根本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从人道而言,他创建了仁爱说。仁是人的本性,它源于亲子之爱且扩充为人类之爱。对于孔子和儒家来说,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一个仁人。这正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试析世界神话中人神关系和生死命运观命题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都出现过关于人类寻求长生之术,关于死亡与再生及关于命运祸福的故事,这些神话大多体现了早期人类对于生的向往和对于死的恐惧,基于这样的原因,在这些神话中引发了人类关于人与神祗关系和生死命运观念的思考。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     

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天命观、人性论、仁义观、修身论成为汉初思想融合并尝试重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对孟子的性命观,特别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说进行了发挥,还把孟子的从先天端绪经由后天扩充而实现仁义礼智的修养路径,作为其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一。《淮南子》既视儒家的仁义观为救世的补救手段,又说“仁义者,治之本也”;对孟子的“反求诸己”说及民本思想则有继承也有改造。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论汪曾祺作品中的涉性描写

汪曾祺早期作品大都写的是纯情少男少女之间渴慕和幻想般的爱恋 ,带有“泛爱”倾向。他笔下的人物都自由自在享受生活所赋予的权利。他善于对情欲进行提炼、升华 ,筛掉杂质 ,注进美好追求 ,歌颂健康优美的人性。在描写上继承了中国文学简约的传统 ,做到“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我的纠结我的小说

我的小说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我所在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长篇小说《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出自我所在的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长篇小说《工厂工会》的主线,则是我所在城市湘潭湘钢梅塞尔公司一位工会主席的真实故事.我的创作聚焦于底层生活,表现的是普通工人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承受的苦难和失落,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     

王安石与高僧真净克文

王安石与佛门中人交往的研究目前仍是王安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王安石与佛教高僧真净克文交往的考述,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     

文化与人性的双重批判--论王充闾本世纪初的散文创作

王充闾本世纪初的散文创作体现出对文化与人性的双重批判。他分析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揭示了人性中追逐名利、言而无信、嫉妒等恶劣的一面,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情怀和文化信念。这也是他本世纪初的散文创作区别于上个世纪散文创作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