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开放经济的FDI流入与东道国经济效率研究

文章从开放经济视角出发,运用198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估计中国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体考察FDI流入对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流入有助于提高东道国产出水平,且这种影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但FDI流入的要素报酬呈比较微弱的递减趋势;FDI流入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经济效率,且这种影响与地区经济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目前仅在中国东部地区得到显著的经验证据支持.     

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以贸易开放吸收能力为视角，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了基于贸易吸收能力的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并利用东、中、西部1990～2009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贸易开放吸收能力的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影响呈现出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资本项目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从弥补其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阶段逐渐跨越到了通过技术溢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还没有能够为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提供健全的贸易环境。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能够缩小地区差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通过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中国各省区经济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向和强度表现不同,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是劳动力流入与劳动力流出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稳定性研究——以深圳市为案例的实证研究

外出农村劳动力在输出地的稳定性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后稳定性如何 ,受哪些因素影响 ,采取怎样的措施促进其融入流出地 ,以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经济效益 ,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为 3∶1,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的占一半以上 ,且多数是由落后地区流入的。在深圳市这样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城市 ,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横跨时空领域大、范围广、多种民族、文化层次明显 ,他们从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出发 ,对生活在深圳…     

分税制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把我国划分为五个地区,对分税制改革以来1994~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其他地区的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的负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998年是东北、中部、西部财政分权度由高到低的转折点,由此说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跨时和跨区差异,而且,1998年财政政策的转变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腹地,山高路险,信息闭塞,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环境,决定了该地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实行农业产业化是将西部地区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经济大循环的有效途径,也是继续推动西部农村改革、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它对缩小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业发展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看,西部地区实行农业产业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近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着由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江苏省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地区产业结构的状况 ,不仅决定了某一地区在区域分工中的相对地位 ,而且对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比较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对优势和劣势 ,以及现有产业结构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各地区正确调整产业结构 ,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文将运用国际上常用的偏离 -份额分析法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区域强县助力攀西发展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基础,尤其是发展强县,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刚刚发布的2011年四川县级经济综合评价结果中,攀西地区有民族地区先进县——西昌、会理,山区先进县——仁和区,还有进步较快的米易县……这些县在带动攀西地区发展,促进攀西崛起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局限于本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强化溢出效应,引导数字资源要素合理流入西部地区,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     

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中国2001～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并在协整分析基础上,对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互为长期因果关系并呈现出由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渐减弱的梯次分布.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针对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距

一、问题提出快速增长掩盖下的地区经济差距。自 1978年改革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2 0 0 3年人均GDP已达到 10 90美元 ,超出了 80 0美元的小康水平。但平均数掩盖了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迅速 ,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从     

区域强县助力攀西发展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基础，尤其是发展强县，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刚刚发布的2011年四川县级经济综合评价结果中，攀西地区有民族地区先进县——西昌、会理，山区先进县——仁和区，还有进步较快的米易县……这些县在带动攀西地区发展，促进攀西崛起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济集聚、经济距离与地区生产率增长——基于江苏省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4—2019年江苏省4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并分析地区生产率水平时空演变的基础上，以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区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期内稳中有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时期从南到北依次递增；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着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由经济集聚和经济距离的共同作用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偏向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异质性。     

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动态分析

在比较地区经济差异时 ,本文选择了八个有代表性的相对指标 ,对1990年和1998年的地区经济进行了聚类分析 ,并将全国各地区分为五类。对地区经济差异进行动态分析后 ,文章认为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正在逐步扩大 ,落后地区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     

关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指标体系的思考

社会经济量化研究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式，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经济研究发展潮流的，也是大势所趋。社会经济量化研究这一方式所借助的研究手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二是量化分析的方法或模型的应用。研究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有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方能展开各种模型的应用，以达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新的认识。只有通过对地区经济发展从概念到实际内容的定性分析，并结合实际指标理论以及实现指标的可能性，方能对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一般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比较充分和完整的讨论。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推算城镇化率探讨

正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城镇化发展进程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追赶模型预测

文章研究了1995-2015年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追赶模型.研究发现,自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差距;然而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并一直保持快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东西部地区经济的相对差异在不断减小,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指标基数太低,绝对差异还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扩大.     

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乡镇街道半年以上,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居住在其他乡镇街道的人口。本文以菏泽市为例,探讨和分析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菏泽市地处山东省西南,辖区内有8县1区和1个经济开发区,2010年常住人口828.78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形成了流动人口大军。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菏泽市流动人口数量大、流动频率快,流动人口日趋复杂。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     

银川市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差距有多大

1、经济增长的差距：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速度来看,“六五”时期（1981－1985年）,全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7％,东部为11．3％、银川高15．0％,比东部地区高3．7个百分点。“七五”时期（1986－1990年）全国GDP增长速度为7．8％。东部为8．2％,银川市为9．7％,比东部地区仍高出1．5个百分点。“八五”时期（1991－1995年）,全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1．9％,东部为15．6％,银川市为11．4％,比东部地区低4．2个百分点,银川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东部。“九五”时期前四年（1996－1999年）全国GDP年均速度速度为8．3％,东部为10．4％,银川市为9．6％,比东部地区低0．8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又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