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的发展迷思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边缘地区涌现出不少“村改居”社区.“村改居”社区并不像成熟的城市社区,在城镇化过程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其户籍身份的转变并不代表他们是真正的“城市人”,这种身份与实质生活内容的不一致给居民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最近翻看了《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关于“村改居”社区服务与社会治理的一组文章,引起了我对社工介入“村改居”社区服务的进一步反思.     

中关村软件金领的幸福生活

21世纪的今天,软件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其发展速度异常迅猛,而软件内容之丰富和更新换代之快速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是谁在推动软件的不断发展和更新呢?是那些软件设计员和编程员。目前,中国大大小小的软件公司大约有6000家左右,正是这些软件公司培养了一个新的行业,培养了一个较为庞大的、在外人眼里看来有些另类的阶层。如果按每个公司平均50个软件人员计算,全国至少有30万人从事这一行业。在局外人眼里,软件设计、编程人员是令人羡慕的:他们的工作时髦而前卫,科技含量高,富有创造性;他们被媒体称为“金领”,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不怕风吹日晒,不用四处奔走,只需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比一般员工高出一大截的薪水就哗哗流进口袋里了,真是好不惬意。但只要和软件人员略有接触的人就会发现,这些人员大都具有很特别的性格,他们不爱社交,不爱逛街游玩,不爱穿衣打扮,他们的心似乎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14小时,任务紧张时甚至日夜奋战,睡办公室是常事。于是又有局外人感叹:“唉,这样拼命,简直是熬自己的心血,把人都给异化成了机器!这样的活儿,就是给我再多钱,我也不干!”那么,软件人员的工作、生活方式究竟怎样?他们的自我感觉又如何?有怎样的酸甜苦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

本文以个案为基础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过程,这一研究超越了以往重视群体身份认同的传统,展现了青年农民工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生活体验,且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之中而形成的独特的身份认同。对于很多户籍上仍然是农民而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打工者而言,不论他身在哪里,都是异乡。同样,伴随的是其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模糊。也即是说,对青年农民工而言,已有的身份认同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他对自己认同的需求,于是,寻找一种新的认同机制成为他寻找新的归属的必然,打工者,正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     

美沙酮门诊部探访

“我们的人可留恋这个地方了,看电视啊吹牛啊,和我聊天什么的,他们称这里是他们的家,我是他们的老大姐……”吴所说的“我们的人”就是接受美沙酮治疗的人员。对他们来说,门诊是个能给他们希望和信心的地方。服完药后,他们总是待在门诊,这里看看那里转转,要么就是围在医生身边聊天。据卫生部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艾滋病传播呈快速增长趋势,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总数的68%, 另据公安部门统计,中国登记吸毒人数逐年递增,2003年已经达到90万人,估计全国每天发生共用注射器吸毒次数超过45万。远离毒品,远离注射吸毒成了狙击艾滋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禁毒社会工作艰辛＆前行——从“海星”到“拾星者”的蜕变

在全球范围内,毒品泛滥都是个极难治理的问题。多少人因吸毒而痛苦不堪、家破人亡．甚至引发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后。其中又有多少人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屡戒屡吸、屡吸屡戒”的恶性循环。因此。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控制毒品蔓延的同时。戒毒人员的社区康复也同样不容忽视。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

正建国以来,我国实行二元制的人口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在户籍上予以区分(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严格限制城乡居民户籍自由迁移,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是不平等的公民待遇,尤其是对农民的不公,因此,农民进城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体制全方位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在逐渐进行,一方面是附着在城镇居民户籍上的就业、粮食补贴等各种优惠待遇减少,另一方面,农村户籍人员向城镇户籍迁移政策逐步宽松,但受到的     

回国做专家——走进西藏(三)

在拉萨生活着一群老外,他们不是那些旅游者,也不是僧侣,他们是一群像我一样活跃在西藏的援助人员。这些人有的是为短期项目工作的,有些是长期驻藏的援藏人员。他们都是来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意大利.瑞士等很多国家。他们一般都有独特的专业,是作为专家援助西藏的,有老师、医生、护士、有农业、林业、水利、畜牧业专家,也有的是在他们的机构中搞行政管理工作的。这些人当中也有以义工的身份无偿援助。无论是时间长短.他们都同样尽心尽力的工作着。生活在这世界屋脊的异国他乡.老外们要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生存环境、语言障碍、文化风俗.当然还有思念亲人的苦闷。德吉小区的小院里住着我们几个来自加拿大的老外。从外     

来到戒毒所，他才9岁

9岁的小学生华子（化名）从四川到昆明没几天，就因吸毒被送进了昆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近日，记者在戒毒所里见到华子。华子说：“这里不好，还是学校好，我想回家。”     

社会转型期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我和西连斯基教授顺着大道在散步,他的家就在我们身旁的一幢公寓楼里。他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我和他谈起了俄罗斯教授的这种非常处境。我说：“俄罗斯的教授们、高级研究人员在精神上似乎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老的,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显得苍老和无所作为,而另一个是新的,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感到振奋和充满活力,而又惶惑不安。这是为什么呢?”     

老板真相

弹指一挥间,下海已10年。10年来,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我几乎每天都在与东南西北、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老板们打交道。在新华社当记者的近10年里,因身处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我见识、交往过许多老板,自以为对他们了解很多,直至下到海中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他们知之甚少。下海前,我看老板就像舞台下的观众看舞台上的“演员”,看见的是他们有意展现给我们的部分;下海后,我变成了“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后的本来面目。     

“农转非”居民的真实需要是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9月20日的文章说,城市化实质上是一个多层次的建设过程,但很多地方政府常常以“农转非”的人口数量来衡量城市化的进度,忽视了对他们“新市民身份”的消化,城市化有时变成了“改户籍”这样的表面工作。     

开店，是为了能够独立

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果求职者是专业技术人才.又拥有两三年的工作经验,找个月薪两三千元的专业性强的职位并不太难。来上海仅一个月我就在一家房产公司找到了工作,当上了预决算员。公司人不多,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没多久,我就感到办公室的氛围有点不对劲。公司里和我年龄相当的女孩还有四五个.都是行政或其他辅助部门的人员,而且还都是     

一名禁毒社工的感悟

成为一名禁毒社工已有七八年，期间我接触了数百名药物滥用人员，看到了很多个人和家庭在毒品伤害中挣扎。不论他们吸毒前的身份是大款、公务员还是普通百姓，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得以康复外，大部分人就此沉沦。吸毒者戒毒难，禁毒社工的工作同样不易。禁毒社会工作之所以难做，除了药物滥用人员自身生理、心理上对毒品的需求较难克服之外，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社会的支持力度、政策上的不合理因素等，都使得禁毒社工开展工作举步维艰。     

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领域（七）

禁毒社会工作：是针对吸毒者开展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要对吸毒对象提供生活关心、戒毒康复帮助、就业指导、法律咨询服务和行为督促等服务，以帮助他们降低复吸率、提高生活积极性。预防和减少因吸毒犯罪。     

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

这是一个来自越战归来士兵的故事。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爸妈,我回来了,可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带个朋友同我一起回家。”“当然好啊!”他们回答。“我们会很高兴见到的。”“不过,”儿子又继续下去,“可是,有件事我想先告诉你们,他在越战里受了重伤,少了一个胳膊和一条腿,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儿子,我很遗憾,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     

“春雷行动”

2月1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收治吸毒人员“春雷行动”的第一天，全市共收治吸毒人员14人。当天上午，西安市辛家庙派出所，44岁的吸毒人员闫某。从1987年开始吸毒，在接受强制救治前．他已经5天没有吃饭了。     

花季吸毒女的故事

“昨晚我做了个梦，我因复吸又被强戒了，吓得我从梦中哭醒了!”秋蓉儿（化名）来见我时，一袭白衣，显得清丽脱俗，但她本该如水的明眸中却显现出几许忧郁。很难想象这样的佳丽居然是个吸毒女。     

把石块放在哪里

一对丹麦小兄弟,他们很不幸,很早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就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只有和父亲相依为命。但他们的父亲却是一个既嗜赌又吸毒的人,他根本不管这两个小兄弟的生活,不是躲在赌场里几天几夜不回家,就是把钱全买了毒品,躺在家里不分昼夜地吞云吐雾,甚至是喝得烂醉如泥,趔趔趄趄回到家里摔桌子砸碗,把两个孩子吓得缩在墙角里哆嗦个不停。     

面临多元文化的新西兰

过去20年来,新西兰人口数量和种类上产生的剧烈变化使得新西兰人在其文化身份上难以达成共识。林肯·谭(LincolnTan)来自新加坡,他说:“因为来自一个新加坡那样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我发现新西兰人生活在不同的社团圈子里,读着不同的报纸,那么他们怎么能彼此交谈呢?”惠灵顿的一位分析人士科林·詹姆斯(ColinJames)认为,新西兰正面临第三次文化融合的浪潮,这一次涉及来自亚洲的移民。第一次浪潮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移民的本地化,他们意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这里”,他们逐渐拥有了一种独立于英国的声音。然而,仍旧有许多新西兰人到伦敦旅行、工作或者生活,一些老新西兰人仍旧有时会称英国为“祖国”。第二次浪潮是当地毛利人争取一些政治权力以及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事务上的地位逐渐提高。詹姆斯认为亚洲化是目前仍在进行的新西兰文化身份形成中的第三阶段。他说,考虑到目前正经历的社会变迁的力度,没有出现很多的种族骚乱真令人吃惊。第三次浪潮涉及了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难民,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工人,韩国的学生,中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人员。     

支持与重建：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缺失与干预

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缺失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急需建立健全对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的社会干预机制.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国现行法律为未成年人构建了一个表面上完善的监护体系.但是却并不适于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吸毒人员具有不宜、无力、不能充任监护人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对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的社会干预机制应当包括支持监护与重建监护两大基本环节,对于吸毒人员的监护问题既不能无动于衰.也不能片面强调剥夺吸毒人员的监护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