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是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范式。新自由制度主义把"相互依赖"界定为: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以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非对称性"是相互依赖的基本特征,国际合作则是相互依赖的必然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国际关系的新视角,是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解释模式。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并没有否定现实主义理论,而是认为两种理论可以相互补充。     

英国学派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制度理论

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两个学术传统与研究风格迥异的理论流派,虽然两者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行为体、国际秩序及国际制度等问题的认识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在有关国际体系的本质的认识、涉及的制度类型以及对国际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所作的解释等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差别.有些学者把英国学派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混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两者的共同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英国学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制度研究问题上的不同,既与英美学界对社会科学的解释以及两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不同有一定关系,也与两国学者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环境分不开,更重要的是由英美战后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致.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当今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安全两难”的成因及其解决争论不一。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 ,只要国际无政府的性质不变 ,有求生欲望的国家就逃不出“安全两难”。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间仍可通过国际制度来缓解甚至消除“安全两难”。温和建构主义认为 :“安全两难”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所以可以通过国家的实践活动来彻底消除“安全两难”。事实上 ,后两种理论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所以 ,在“安全两难”问题上 ,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约翰·伊肯伯里国际秩序思想及其评析

约翰·伊肯伯里是冷战后推崇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国际秩序思想以宪政秩序为研究重点;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理论内核;以探讨冷战结束后美国如何领导世界为大的战略背景;以批判布什政府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为切入点,主张美国在冷战后应延续并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对外大战略。其国际秩序思想是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的理论基石。尽管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思想强调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自由主义的制度观的结合,但其理论在研究路径的选择和思想倾向性上仍存在诸多缺陷。     

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印能源的竞争与合作

作为两个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向海外寻求能源的过程中,出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两国已意识到竞争只会对第三方有利,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印两国已尝试在能源领域放弃“零和博弈”战略转而采取“竞合博弈”战略.中印能源领域的竞合关系符合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指导思想.尽管两国的能源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中印能源合作仍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     

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另一种理性主义解释——国际制度中的“自为其事”权力理论述评

国家主动参与某项国际制度,将会赢得超过其不参与状态的绝对收益。这一命题已为遵从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者所共同接受。而罗伊德.格鲁伯却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下对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了一种国际制度的“自为其事”权力(go-it-alone power)理论,得出了国际制度中存在着绝对意义上的得利者和失利者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国际制度之所以出现超国家治理结构,是作为得利者的“先发”国家为克服未来可能的继任政府对国际制度的破坏而主动设计的结果。本文在系统解析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对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它在权力行使主体的限定、经验检验上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理论适用上的限度。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酝酿出台与北约职能的调整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冷战后美国在酝酿北约扩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调整北约军事职能 ,使北约由遏制向沟通与引导方向转变的重大措施。该计划为北约扩大奠定了基础。该计划的鲜明特点是“自我鉴别”和一定程度上的“包容性”。这两个特点使该计划既能够保证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 ,又能够使北约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华约国家的普遍接受。与可能引发北俄冲突的北约扩大不同 ,该计划在保障欧洲安全中能够发挥更加稳定性的作用 ,完全可以成为构建欧洲未来安全的基石。美国推动北约实施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最终目的是保证美国继续主导欧洲安全格局 ,保持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抉择,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英国与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

在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中一直存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两条路线之争,英国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独特的角色。本文结合战后欧洲安全和防务建设由大西洋主义向欧洲主义迈进的历史,论述了英国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结论认为: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徘徊的英国,难以决定欧洲防务的结构,但可以影响结构之内的平衡;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不会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做出清晰的选择,欧洲防务仍将是二者的复合物。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之争及相关思考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物质实力和观念建构二者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如何的本体论问题之争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学派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学派坚持观念主义本体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物质和观念并重的本体论思想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具有更强的科学性.     

理性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理性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价值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价值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了工具理性,建构主义的出现体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和融合.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北约东扩

北约是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的产物。冷战后,北约经过两次东扩,其成员国由冷战结束时的16国扩大到26国。在其成员国地域扩大的同时,北约的性质、职能也发生相应的转化。学界一般用新现实主义的威胁平衡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以获得绝对收益两种理论来解释北约东扩。文章认为,除了以上两种分析视角,建构主义也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北约东扩是一种同源文明的融合,是安全共同体作用的结果,更体现了共同价值观的内化或社会化。     

冷战后北约的变化与发展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一直在试图转换角色,并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调整.这种变化使北约的军事色彩有所减少,政治色彩有所增加.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北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布拉格峰会旨在打造一个"新北约",即确立新使命、吸纳新成员、发展新能力.北约的发展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对北约的认识和对策也随之改变.     

国际恐怖主义对北约的冲击——试析“9·11”事件对北约发展的负面影响

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9·11”事件就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这一冲击还远未结束。对北约而言,其冲击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恐怖主义挑战北约新战略;第二,恐怖战挑战北约的军事理论和军备结构;第三,美国反恐中的“单边主义”行为和扩大化倾向令盟国极为不满.这对北约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负面影响。     

北约扩张的历史与现实分析

北约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发展贯穿于其历史进程的始终,北约军事-政治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构成了北约内向型发展的主要内容;北约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在冷战格局中的国际干预行为,则成为北约外向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冷战时期,冷战化的意识形态是促成北约对内不断深化其组织机构、对外逐次扩张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冷战思维,则成为新历史条件下,支撑北约对外战略、联盟体制改革以及不断东扩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现实指导。     

北约“新战略”与欧美关系

北约“新战略”是9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政治战略，它的基本内容是1.北约的“全欧化”；2.行动方式从“集体防御”转向“积极防御”；3.非联合国授权的行动。这种战略的目标是1.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2.北约功能的政治-军事化；3.构筑新欧洲的安全框架。这必将带来北约内部美欧关系的变化，表现在1.双方在安全利益上的一致与冲突；2.调整双方的权力与责任关系；3.“授权”问题上的矛盾难以协调。     

论欧盟共同防务的特点、问题及其前景

欧盟的共同防务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首要性、滞后性、内倾性、长期性、相对独立性是其特点。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欧洲主导权的争夺,运行机制的缺陷,战略清晰度之不够,内在动力之不足,是欧盟共同防务发展存在的问题。欧盟共同防务的发展不会停止下来,但也不可能太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共同防务在短时间内也不大可能取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俄罗斯是影响欧盟共同防务和安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

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建立共同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但英国作为欧盟中的主要军事强国，却始终对此保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究其原因，一是英国对于欧盟的安全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二是英国希望维持以北约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安全结构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三是英国不愿意放弃象征国家主权的防务自主，强调欧盟的安全只能建立在民族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总体而言，就是英国试图在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在进行防务合作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自己行动的自主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与模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约束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通常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继承了理性选择理论推理逻辑,共享着一套典型的行为假设：认为偏好是稳定的,行为是偏好最大化的工具,而且行为具有高度策略性,这种策略性算计受到规则的约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包括产权模式、滞后供给模式、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模式、制度交易模式以及博弈论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对于制度变迁给出了相当不同的解释,因而有必要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理论。这个一般性理论试图结合成本收益分析、供给需求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厘清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制度变迁的主体、起点、条件、过程以及制度的持续等方面,从而把理论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观重构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     

新制度主义:一场新的范式革命？——兼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政治学研究业已经历两场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制度的应然研究到实然研究的旧制度主义范式转换和由制度研究向行为研究的行为主义范式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西方政治学者试图进行一场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变革尝试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但由于其兴起时间尚短,能否成为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分析

随着苏联时代的终结,特别是北约东扩进程的加快,部分独联体国家表示了加入北约的意愿,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安全的影响力备受关注。对于俄罗斯还能否主导独联体地区安全,学术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区域外大国对该地区安全的渗透,导致俄罗斯失去对独联体的控制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及其与独联体国家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仍能保障其有效影响独联体安全事务。本文从影响力的概念入手,分析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安全影响力的分布结构、作用机制、限制性因素,回答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安全是否仍具有核心影响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