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迪亚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极具独特性,她们在纵向的对比研究下呈现出明显的演变特点：由附庸到独立的演变、由性的奴役到超脱的演变及由现实逃亡到精神求索的演变。这种演变既源自莫迪亚诺创作重心的转移,又与女性群体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关。在演变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话语权体系的突变与重塑。     

“新寓言”人生的悲喜——莫迪亚诺《暗店街》的叙事美学

莫迪亚诺是迄今为止兼获龚古尔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两个文学大奖的唯一一位作家。他的代表作《暗店街》讲述了一个自我找寻、自我指认的故事。作者用后现代的写作技巧，来传达战后人文精神的忧虑与重建，以一个失忆的“小人物”的形象，映射出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危机。莫迪亚诺作为“新寓言派”的代表之一，将历史记忆与生命哲思汇聚在碎片化叙事拼贴而成的小说结构中，用诗性的语言和引人遐想的留白来揭示人生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当代台湾"寻根小说"的文化考察

台湾文化与祖国大陆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内在联系。然而由于长期的政治分隔和地理分割而使其与大陆文化形成了母子分离之势 ,于是 ,“寻根情结”就成为台湾作家笔下的一个常见主题。本文力图解读台湾“寻根小说”中“根”的内涵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并进而分析其艺术追求 ,从而透视出当代台湾人民的文化心态 ,为两岸统一与文化交流提供必要的参照。     

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的记忆叙事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青春咖啡馆》以庄严、伤感的情绪书写了神奇的巴黎与迷失的主题,甫一问世就备受关注。借助哈桑"后现代主义"批评视角来审视之,莫迪亚诺通过不确定的时空、不确定的身份以及不确定的叙事者的叙事策略,树立起"记忆叙事"的不确定性;亦通过找寻家、找寻生活与找寻幸福的主题设定,构筑起女主人公露姬不断探究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不仅如此,莫迪亚诺还借助"记忆叙事"策略,在面对"虚无主义"的危机之际不断超越内外、生死、自我与他者的绝对界限,试图建构起自我乃至自我世界的宏大愿景。     

路翎小说中的流浪者形象解读

流浪者是路翎的小说世界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系列。路翎以４０年代黑暗混乱的国统区为背景，描绘了一批备受摧残而又个性鲜明的流浪者形象。本文旨在挖掘路翎所刻划的流浪者“寂寞而丰富”的心理内容，展示流浪者生命本体爆发的原始强力，表现他们富有强力的反抗性格以及放荡不羁、追求自由的灵魂。文章还将农民与流浪者进行审美比较。     

民族土壤孕育的花朵——试谈谌容笔下妇女形象的性格特点

与同时代的妇女形象相比,谌容笔下的妇女形象是独树一帜的。出于对中国妇女的特性和本质的思考,作者十分重视写出人物性格的民族特征。本文的前两部分,着重地论叙了谌容笔下的妇女形象对于理想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一执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以及在正确地处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中所具有的那种深明大义,富于自我     

茱蒂斯与华蓉形象的比较研究——兼谈朵丽丝·莱辛对我国“剩女”问题的启示

朵丽丝·莱辛笔下的茱蒂斯和方方笔下的华蓉都是大龄未婚的知识职业女性,符合我国目前倍受关注的“剩女”形象的标准.两人都因为单身一直面临着来自周围朋友和同事的压力,也都同样的在内心深处渴望真纯的爱情.但两人在寻爱之旅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差别:茱蒂斯任何时候都主动且遵循自我内心,而华蓉则表现得矜持且顾虑重重.这种差别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朵丽丝·莱辛借助茱蒂斯形象所作出的独特表达对我们正确看待理解“剩女”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张爱玲作品看上海都市文化认同的从容与焦虑

张爱玲作品中隐含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情感,一种是在日常生活的执着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上海”的认同;而另一种情感则是在这种认同的从容背后包含着隐隐的焦虑。她对传统的置疑,与同时代作家笔下对现代都市的批判相并置,构成了他们内心认同的矛盾。这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情感具有普遍性,也成为上海这块“飞地”的现代化处境的象征,这座城市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与焦虑与张爱玲双重情感形成同构。     

差异与联结：《星形广场》的互文策略

莫迪亚诺在其成名作《星形广场》中广泛运用互文性策略,以交错的文本为基石、以相关的作家作品为装饰建构起一座座"建筑"(小说文本)。他通过超文性戏仿使小说表现出戏谑的张力,通过与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互文实现了与犹太传统文化的对话,把抽象的文化精神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导读者将小说文本置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与文学语境中阅读和理解,从而实现形式创新与意义深度的高度统一。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五四”前后进化论对文学观念的影响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国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章以胡适为例,探讨进化论在当时文学界产生的争论和影响.胡适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进化文学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学的发展.由此引起的争论,使新文学借助于后胜于今的进化论与传统文学发生裂变,并与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紧紧地纽结在一起.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老天真”笔下的“天真”世界——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分析

张天翼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同时从事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以"新人"著称,并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老天真叔叔"。他笔下既有纯洁天真的少年儿童世界,又有儿童眼中假的邪恶的成人世界。本文试图结合作者本人的经历,从三个方面对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分析:一是他儿童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因素;二是他从成人文学创作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原因;三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精神引领与意识形态的较量——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下的知识分子特质探析

知识分子是精神世界的引领者,批判性是他们的精神本质,他们习惯独立于体制之外,对意识形态所做的欺骗进行抨击和嘲讽。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是统治者巩固政权所利用的意识工具,而列宁将意识形态调和成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作为精神引领者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教化公民政治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理应作出精神引领者还是意识形态维护者的选择。     

试析尼采的"永恒轮回说"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是用来回答事物运动发展归宿的这样一个世界观问题,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尼采形成并接受这个思想经历了悲苦、恐怖并最终战胜的心理体验。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1)反对了基督教及其它有关世界发展的种种目的论观点,对世界的自然性进行了辩护;(2)高度肯定了变易的感性世界的唯一性,有力地批判了无时间性的超感性理想的虚幻性和破坏性;(3)作为“超人”实现的理论公设,有着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促成人的个性化创新的作用。永恒轮回的是“相同者,”德鲁兹把“永恒轮回说”理解为“选育”的哲学,背离了尼采“肯定生命热爱命运”的“酒神精神”。尼采的局限在于没有最终摆脱传统的宏大叙事,试图给“超人”生存寻找形而上的支撑,从而淡化了个性化创新生命的自在价值。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     

卡夫卡的文学世界

世界上向来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锋利如刀,一种是温柔似水。卡夫卡显然属于后者。他孤独胆怯处处表现出一种柔弱。不过这柔弱一旦变成一种"以柔克刚",又常常会让人有无法估量的感觉,而卡夫卡正是在文学的世界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力量。他的作品,在新奇中充满诡异,显示出一种深不见底的"幽魅",不论你如何解读,都能找到一种"神秘"而又"意犹未尽"。《城堡》是这样,《变形记》甚至包括《地洞》无不如此。它是卡夫卡生命的写真,又是他梦与现实的一种纠结。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纪念他,或许从中能感觉到,文学就是这样,虽轻如空气,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以滋养。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移民心态与本土心态

作为汉语世界里的一种话语生产,东南亚华文文学难免受到汉语母体文学(古典或现代)的影响.从历史的层面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初期阶段基本上是以"侨民文学"的形式发展起来.过去东南亚华文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是尚未具有主体性的侨民文学,因此中国性的展现是非常自然的.从中国飘洋过海而来的祖辈们把"中国"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并且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以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始终无法抛开与中国文化藕断丝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