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哀情小说论

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因其文化色彩的复杂性,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概要描述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探讨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有利于确立哀情小说独特的历史位置和独具的文化价值.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民初骈文小说的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反映出清末民初小说发展在启蒙追求退潮之后的重大转移。民初骈文小说引领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学需求。在一种基本脱离社会政治与现实情形的“情”之上,民初骈文小说建立了自己的内蕴,也表明了清末民初“言情”的文学语言建构一度从古文转移到了骈文。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意识

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可分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 ;其悲剧意识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氛围和故事结局之中 ;民初言情小说悲剧意识的产生既与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美学追求有关 ,又是当时特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     

民初京味小说家二三事

囿于资料的稀见,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说鲜为学人关注。本文作者就自己收藏的京味小说,披露了民初京味小说家的轶事,诸如损公(蔡友梅)为代表的京味小说家及清末民初之际京师报界的鼻祖彭翼仲的一些社会活动等,均是难得一见的史料。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历史小说巨著,小说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为背景,真实地展示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近50年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剧烈冲突.小说中塑造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悲剧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冷漠残酷、灭绝人性的一面.作者以他对旧时代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深刻把握,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     

清末民初的文化语境与小说批评方式的转型

小说批评方式运载着文人的审美理想和社会诉求,小说文体地位的飙升,冲击着传统的小说批评方式格局.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家大多未能脱离传统文论的轨辙,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式仍为他们操作的有效工具,但专论等批评方式的出现,也在撕裂传统的禁锢时闪烁着耀人的光芒.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绘制了文化语境转型下新旧杂陈的批评方式风貌.清末民初小说批评的群体参与,展示了近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趋向.     

清末言情小说主题的狭隘性

清末言情小说上承明清世情小说,下启民初言情小说,是世纪之交小说体例与观念过渡的重要时期.清末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清末言情小说形成了"借儿女言家国"、"借儿女言节义"、"借儿女言自由"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主题模式,这种主题模式虽然流行很短,但在近代小说转形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它也为社会言情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民初小说的价值重估

民初小说颇为繁盛，无论就小说刊物的种类之多，小说的数量或小说在社会上的影响，都足以与清末相比而毫不逊色。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分析了民初小说观念的折衷调和及其合理内核。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民初小说题材的转换，主要考察了其两种主要形态———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第三部分简要考察了民初小说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突破。     

俄国作家蒲宁的爱情小说

俄国作家蒲宁爱情小说的主要思想艺术特点是社会现实内容淡化,在爱情中追求灵与肉的统一,爱情的悲剧性结局,不塑造典型人物等。其爱情小说要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塑造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毋宁说是探讨爱情的法则,人物塑造描绘只是工具和手段,服务于他对爱情的研究。他的爱情小说继屠格涅夫之后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霍桑小说中伦理道德悲剧成因分析——以《红字》为例

霍桑的小说大多主要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着重探讨社会道德和罪恶的问题。作者通过其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清教社会的宗教伦理观,抨击了清教社会伦理观对性爱、婚姻的严厉惩罚。霍桑的作品中包含了许多伦理因素。本文以《红字》为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小说中悲剧人物的伦理身份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分析,解读霍桑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成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霍桑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发生在清教社会伦理背景下,悲剧人物改变各自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伦理身份,违背了清教社会宗教伦理道德标准是悲剧的成因。     

民初小说对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以苏曼殊为中心

辛亥之后,文学的主题从关注国族社稷转向瞩目世态人情,引发了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写情小说的一时繁兴。爱情的发现是民初小说意义重估的重要关目之一,其哀情的主题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曼殊和尚恋爱的主题更包含着原生之家、社群之家以及个体之家之间的伦理失措,包含着灵与肉争夺在世支配权的隐喻,也包含着个体自由对宗法体系和佛法戒条等规训机制的反叛。正是这种爱情书写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使民初小说体现了现代启蒙意识复杂的景观,也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辛亥前后的文学分别以怎样的思想和形态成为现代转型话语资源的一部分。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论托马斯·哈代悲剧性小说思想发展的轨迹

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不朽地位。小说主要揭示了在以威塞克斯为典型代表的英国宗法制度下农村社会惨淡阴森的解体过程,描写了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下这个保持着古老秩序的宗法制度社会从稳定到动乱,从繁荣到衰亡的历史,反映了破产农民的理想和追求、痛苦和灾难。小说具有不同程度的悲剧色彩。作者通过叙述《远离尘嚣》等五部小说包含的悲剧性主题的发展过程“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来揭示哈代思想发展的轨迹。     

难以挥去的死亡阴影——基督教罪感意识影响下的张资平恋爱小说

张资平为自己恋爱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部设置了悲惨的命运与结局,他们要么身患疾病,要么走向死亡,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原因是张资平思想中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恋爱观与基督教的罪感意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了既放纵又控制的隐晦态度。     

陶然的爱情小说解读

在陶然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色彩"彰显出来。细读其作品,会发现其中差不多所有男女互动的爱情故事当中,最终都是以中年男子的悲剧命运而告终的。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试论明清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在明清小说中,尤其是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巨著中,作者通过悲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突出表现了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进而达到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目的。     

严歌苓同性恋小说创作及对普伊格的接受

严歌苓同性恋题材小说主要诉说着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完全性倒错者与偶然性倒错者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在同性恋者的构成方式、情感产生机制设置,话语权力中性观念的建构和同性恋者自我身份的认同等方面与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很相似,这种相似来源于严歌苓对普伊格情感的契合和创作手法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