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贵州郎德苗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区基于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该模式下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导致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造成了集体效率的损失。因此,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并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有利于解决郎德苗寨社区旅游发展中的“搭便车”问题,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川西S村的调查与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渠道。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解有利于培育村社成员的集体精神、增强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凝聚发展共识,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研究强调,市场力量的逐步深入淡化了传统农村社区中的集体主义,瓦解了过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生活,原子化、理性化与个体化日益发展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而村社理性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个体行动逻辑的行为方式。通过对川西S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尽管受市场经济下个体理性的渗透与浸染,村社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仍然得到了有效维系。其关键原因在于村社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强互动性”能够较好地保持集体团结,提升了个体成员对村社集体的依赖性,同时保证了村庄公共规则不被破坏。另外,返乡精英能够承接各项资源推动村庄发展,并且通过榜样示范的方式弥合迈向断裂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促进了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只有确保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动态统一,才能不断激活村社成员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推动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纳什均衡与和谐社会

由于个体理性的存在,整个社会存有一种纳什均衡解的自然趋势,这种均衡解与我们社会所追求的集体理性解相矛盾。在没有外在强约束力的情况下,这种纳什均衡解不会必然走向帕累托最优,解决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怎样从纳什均衡走向帕累托最优或者说是纳什谈判解,或者说怎样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而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追求集体理性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过程,就是克服纳什均衡缺陷而进行的帕累托改进。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困境及化解

"推进困难"是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的瓶颈。博弈论视野下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存在着政府、高校、辅导员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者的权衡与选择,造成推进困境。化解困境,必须要加快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规范和引导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强化管理者的理性认识,寻求专业化政策的价值认同;强化激励措施,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和流域水污染属地化治理的特征打破了流域水环境的整体性,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在分割治理体制下强化了地方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突出,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如何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的个体理性,实现激励相容,必须打破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行政分割,实现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因此,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一是要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威,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三是要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经济学的角度

城市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存在垃圾分类个人行为动机不足与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现象。本文从垃圾分类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两个视角出发,借助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改变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成本与收益,改变集体环境下居民个人垃圾分类的博弈均衡,进而走出垃圾分类集体行动"囚徒困境"与搭便车的困局,促进城市居民形成垃圾分类的社会行为规范。     

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行为是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但在以生态约束为主要目标的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应该转变为生态理性经济人角色。本文认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包括:从总体上要达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生态经济人理性与企业文化责任制度的密切结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上要实现生态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生态化管理与企业间生态协同的相互统一;在政策偏好上要坚持以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与进路——长协矿谈判引发的思考

本文从2009年长协矿谈判过程中出现的被以"倒戈"定位的中小企业的行为出发,分析了现今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若不改变存在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便无从改变中小企业这种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困境,无以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真正的平等,无法正确引导中小企业的行业理性和集体理性行为。     

现代企业制度绩效的社会学批判的批判

现代企业制度绩效的社会学批判,并不否定现代企业制度能够实现最大化的绩效。然而,社会学所设计的用于实现绩效最大化的方案在实践中并不奏效。这是因为,企业是一种规范个体行动的集体制度,它内含个体行动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尽管企业试图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把个体目标下的个体行动汇聚到集体目标之下,但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并不必然相同,其结果可能是个体的自主性因遭到压制而降低企业的效率。现代企业制度缺失集体主义的情景,致使员工的个体目标与企业的集体目标相异,无法使个体行动成为集体性的个体行动。只有建构出现代企业制度所缺失的“集体主义”,才能够真正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绩效困境。     

个人行动的社会制约——评迪尔凯姆关于个人行动、集体表象和社会制度的论述

迪尔凯姆明确地批判了斯宾塞和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原则与个体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利他主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主张以道德观念整合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他高度重视集体意识或道德观念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制度的科学。迪尔凯姆论述的集体意识是集体表象,就其意识形式而言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就其内容而言乃是由道德、伦理、宗教、风俗、习惯和惯例等构成的感性制度,认为这些感性意识或感性制度广泛地制约着个体的行动。     

个体和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本文认为,考察人类的选择行为,应当区分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而界定理性或非理性选择,应当以主体是否进行理性思考和发挥认知为判断依据。文章在梗概比较主流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解析个体的风险态度,对个体选择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大数定律”解说了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中的群体选择行为。     

困境呈现与集体主义缺失--现代企业制度效率问题的社会学观察

在社会学看来,企业是一种规范个体行动的集体制度,它试图在企业成员的个体主义行动 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集体”目标,因而实际上存在着个体行动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尽管作为经济 学理论关注对象的正式组织试图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把个体目标下的个体行动汇聚到集体目标之下,但个体 目标与集体目标并不必然相同。这就可能致使个体的自主性遭到压制而降低了企业的效率。而现代企业制 度恰恰缺失集体主义情景,致使员工的个体目标与企业的集体目标相异,既无法使个体行动成为集体性的 个体行动,更无法降低对个体行动的压制而充分发挥个体的自主性。从而,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企业 制度能够安排出生产的高效,但在社会学视野下“现代企业制度”却暴露出自身的效率困境,以及困境根 源———集体主义的缺失。     

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

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决定投资者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文章在梗概分析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指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选择行为是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杂然并存;继之,文章分别对个体和集群的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认为随着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认知变化,个体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金融市场中的集群行为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会经常表现为非理性选择;最后,文章概要地分析了个体选择行为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情形。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制度分析

(一) 随着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穷庙富方丈”现象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的实际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经营行为扭曲的结果,即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侵犯所有者的利益,弄穷了企业,养肥了自己。有人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厂长(经理)的道德败坏。我们认为,这一解释虽有道理,但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一方面这一现象很普遍、很严重,绝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另一方面,在我们加强了道德教育以后,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以,我们必须转换角度,以找出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即假定人是个体理性的,其行为特征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个人的行为方式就取决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假定个人的效用函数稳定不变,个人面临的约束条件就决定了他的行为。独立的经济行为者是在由现存的规则和准则,即由制度安排界定的选择范围内进行操作活动的。所以,从对有关企业经营的制度安排的分析中,可以找到厂长(经理)行为扭曲的原因,并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穷庙”里能冒出个“富方丈”? (二) 厂长(经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为实现一定的利益目标,是采取正常行为还是扭曲行为,取决于这两种行为方式纯收益的比较。在现行的制度安     

内部合理性:私营企业党组织存在的理由

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党组织,不仅取决于党组织对社会的外部合理性,也取决于它对企业的内部合理性。民主型政党应该兼顾二者。当前私企党建主要依靠组织部门的重视,水平不一。私企党建困难的原因在于:经济理性同政治理性的冲突;集体理性同个体理性的冲突。要发挥党组织的表达器、整合器和稳定器功能,对私企党组织进行分类管理、特殊补贴,承认协商、建立信任,最终实现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化。     

论市场经济理性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理性可分为两大部分 :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包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伦理理性。个体的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而文化伦理理性是促使市场经济机制形成和完善及维持市场公平和公正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理性从社会普遍的整体利益出发 ,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社会理性为市场的良性运作制定各种市场竞争规范。其二 ,社会理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公共生活与理性

现代化之所以比前现代社会更需要理性,首先是在科技理性能提供一种动力和手段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科技理性在中国仍然是非常缺乏、因而需要大力提倡(而不是倡导批判)的,这无庸讳言。同时,现代化对理性的需要也因为它比以前需要更大规模、更高标准和质量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秩序的构建和有效运行需要更多的理性力量无论是就公共机构来说,还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个体来说,都是如此。其实,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治中握有权利的个体其行为选择并不是很按理性行事,而是与市场经济中优先考虑自我利益的个体一样,把自己和自己利益集团的政…     

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