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墓志究竟为谁而写？这在墓志研究中甚少涉及。而阅读对象的设定,无疑会影响到墓志文体内容书写、情感表达、书写态度、文字表述等。本文以北朝墓志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墓志书写是一种多重书写：是向着逝者的书写,亦是向着生者的书写,还包括撰写者的自我书写;既为当下书写,又为未来书写。由于期待中的阅读对象是多重的,导致墓志书写内容、方式的多重与复杂。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古代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及其影响

墓志文的当世传播是指墓志文在产生及稍后的时代里,以稿本、录本或埋圹前所拓拓本形态存世而进行的传播。墓主至亲、撰文者、书丹者是最基本的墓志文传播主体,他们出于显亲扬名、传世信后、抒发哀情、劝世励俗等目的传播墓志文。前期的墓志传播以写本为主,拓印技术成熟、卷轴书画格式的形成与应用、雕版印刷的普及等,拓宽了墓志文的传播途径,借助这些技术,原来仅靠写本留世的墓志文的传播变得多元而丰富。在此背景下,撰者、亲属、友朋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股互相监督、约束、补充的力量,使撰者撰文、亲属刻石等都不能"一意孤行"。墓志文的一些叙事特点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牵扯、融合、替代中生成的。     

南朝咏雪诗赋比较谫论

诗、赋发展至南朝出现同一题材并为诗、赋二体所关注的特殊现象，咏雪即为典型案例。南朝咏雪赋不但体现了南朝文学写实的总体倾向，而且还承继了汉赋虚设问对的“驾虚”体制特征，又因赋体的铺排特性，其情志抒发直接酣畅。而南朝咏雪诗则因对仗、属对的讲求，敷陈有限，略微点逗，故抒情婉转含蓄。此外，南朝咏雪诗、赋语词关联而构句胡越。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试析陪都重庆的报告文学书写

陪都重庆的报告文学书写在趋向文学化的战时过程之中,通过不断消解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个人审美距离,以便能够从不同角度与则面呈现出战时生活的多重风貌.在推进现代散文战时发展的同时,对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也发生着不容忽视的书写影响,从而显现出抗战时期从散文乃至文学的中国发展趋向来.     

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

建国后,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6方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墓志。此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十分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积累的过程,且多与谢氏仕宦、婚姻、里籍相关。谢氏仕宦、爵位地名的变化,反映了其家族江左发展的地域轨迹;谢氏姻亲地望的变迁,则反映了其地位攀升的发展历程。墓志地名所反映的诸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东晋南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出土的6方谢氏墓志,也指示了谢氏家族的3处葬地:建康县石子岗、江宁县(或秣陵县)牛头山、溧阳县葬地的变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念:魂归故土与安处异乡。     

新闻文学化：从历史到当下传播走向的审视

新闻与文学具有近缘性,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二者的发展是遵循＂一体-分离-融合＂这样一种走向。处于口传时代以及文字时代的早期新闻,新闻与文学是融为一体的,这时的新闻文学化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大众化报刊出现后,新闻从文学家园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但却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新闻也具有文学因子;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竞争态势下新闻又开始回归文学这个＂娘家＂获取竞争优势,新闻与文学重新走向融合,其文学化表征更为突出。在与文学分离和融合过程中,新闻自身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钩深索隐、曲写毫芥到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论南朝诗风之流变

南朝四代相续,立国日短,诗人往往身经异代,历仕数朝,因而给后人探讨这一时期的诗风变迁带来一定的困难。又由于南朝诗歌较少现实生活的反映,所以后人在论及此阶段诗歌时每多笼统的概括而缺少细致的分析。如严羽《沧浪诗话》分此阶段诗为“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四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概括为“宋代文学”、“齐梁文学”、“陈代文学”三个阶段。皆未能很好地把握住南朝诗风的变化过程及其实质性差异,特别是将齐梁诗并列,更混淆了两代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本文试图通过此时期主要诗人的诗作,以探讨南朝诗风之流变,并就教于同好。     

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

与正统经学家对《四书》的注疏不同,李贽的《四书评》整体上呈现文学化批评的倾向。“去经典”的经典态度意味着李贽从新的角度对儒学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托经抒意的批评旨趣激活了文学批评主体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其突出表现为批评者对原创文本的改订。文学化批评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突出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关注行文(叙事)技巧和人物;注重文学的审美鉴赏性质。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在前四史的记载中 ,史臣对文人作品的注意并不多。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有关文人别集的记载呈现出由浅到深、由少到多、日趋具体的变化过程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文集的辑结和流传。正史中《文学传》的设立有机地改变了史学的体例和结构 ,其中史臣对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有一个从史学向文学的明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