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及对策分析——基于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不足，要求政府主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工作。然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诈捐门事件”等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象，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政府该如何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自主履行。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企业的获利动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获利的最佳路径是俘获政府，获取政治支持。以政府俘获拓展的视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并根据政府俘获的动机，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如何借助企业的获利需求来推进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作用研究——基于和谐社会的思考

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政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探讨了政府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现路径.     

基于政府角色视角的我国政府推进大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研究

大型企业是指产值和利润均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近年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政府如何引导大型企业健康发展,使其不仅关注财务数据的增长,还要有勇于担当、乐于分享、重视公益的胸怀,为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多贡献,是考验国家治理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问题。探索建立了我国政府推进大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角色战略模型,选择了200家大型企业开展了社会责任建设方面的调研,检验了政府角色战略能够有效推进大型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建设这一结论,并对今后政府如何推进大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建议。     

政府俘获行为的矫正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俘获行为是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扭曲的产物,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通过对政府俘获行为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辨析,阐述了政府俘获行为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提出了政府俘获行为的矫正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道,要从推进市场机制现代化、厘清公共权力的边界,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等方面,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对政府俘获行为的矫正。     

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周边绩效的视角

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是理论和实践界不争的共识，但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外部产生的概念，较难得到企业的内在认同。单纯期望企业出于道德动因或响应政府号召而履行社会责任并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经济动因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根本的内在动机。文章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员工周边绩效→企业财务绩效”的绩效影响链条，从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周边绩效的中介作用为企业带来财务绩效的提升，揭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经济动因，并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了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不仅是一个以获利为目的的实体,还应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尤其在推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能不能承担社会责任变得更加重要.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而言既有成本也有效益,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要辨证地分析其成本与效益关系.     

产品质量规制中企业与政府的行为博弈——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的实证研究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劣质产品危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近来屡屡发生,给我国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低质量产品的泛滥反映了我国政府在质量规制方面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三鹿奶粉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产品质量规制的行为博弈。在存在强—弱规制和政府俘获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进行弱质监管和过度保护,从博弈结果出发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将有效提升我国产品质量规制的有效性。     

从“捐款门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

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捐款门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必须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文章以此次地震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切入点,分析了中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差异,进而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设想。     

新冠肺炎疫情下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外生冲击事件,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589家中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依据产权性质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作为调节因子,深入考察在突发事件冲击下预防动机、交易动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以及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特殊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会减弱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预防动机影响效应具有调节作用,而在交易动机上不明显;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对现金持有预防动机的影响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重的地区更为凸显,而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企业应及时调整现金管理策略,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现金持有决策,推动社会责任履行常态化,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战略目标。     

政府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政府俘获是经济主体通过贿赂权力主体,从而操纵法律、法规、法令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政府俘获是商业贿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是政府俘获的重要手段。我国治理商业贿赂面临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侵蚀二元并存和当前的治理实践与国际反商业贿赂的趋势无法有效契合两大难题。运用政府俘获理论,通过确保公权力的主导地位和阻断私权利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贿赂行为与影响,培养健康的商业文化,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以及通过对中国经济主体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将会使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契约式责任政府与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

责任政府的有效建构问题一直是当今行政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契约理论为研究视角,本文主张将责任政府建构纳入契约理论研究之中,提出＂三个层面、六个维度＂的责任政府新型定位与阐释：认为契约式责任政府由高位道德契约、中位政治契约和低位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构成。通过分析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力图为契约式责任政府的有效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路径探析--以温州市为例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风险度加大,加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温州市率先改革,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通过分析温州市的合作治理实践可以看出,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治理应该做到：1.重塑理念,以服务合作精神引领合作治理;2.健全法制,为合作治理提供可靠依据和坚实保障;3.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4.加强帮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健康成长。     

国民政府社会保险立法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险立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民政府草拟的第一批社会保险法规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研究

在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研究中,大多假设规制者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规制者还是一个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种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规制者利用自身的权力与受规制企业形成合谋,以便获取双方利益,从而产生规制俘虏问题,加重政府规制的不完备性。本文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运用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对规制俘虏问题进行探讨,并根据模型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抑制手段。     

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研究

在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研究中,大多假设规制者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规制者还是一个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种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规制者利用自身的权力与受规制企业形成合谋,以便获取双方利益,从而产生规制俘虏问题,加重政府规制的不完备性。本文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运用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对规制俘虏问题进行探讨,并根据模型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抑制手段。     

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失衡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转型期,在随着国内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力度的加大过程中,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并呈现不断激化的趋势,失衡的问题如果不能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且得到有效的矫正,经济发展将面临后继无力,甚至被阻滞的局面。     

论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限度

社会救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道义责任。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主导作用,负主要责任,需承担立法责任、宣传责任等宏观责任,同时也要承担提供社会救助资金,管理社会事务等微观责任。社会互助则是政府救助的必要补充。各级政府要按照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同特性和发挥所长,优势互补的原则,确定应承担责任的种类。政府责任水平也要进行合理的界定,要与国情相适应,既要防止社会救助水平过低,也要防止救助水平超度,纠正政府在社会救助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