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歌形式论

中国新诗诞生之后，它那过分“自由化”的表现，使得它与散文没有区别，缺少含蓄和诗意，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缺少了一种余味和回味。”于是诗人们又纷纷地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寻找作诗的规矩来。在“新诗形式运动”中，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理论主张，得到了一些诗人的赞同并着手进行实践。朱湘与闻一多先生不同，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探索，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创造新的诗歌形式。闻一多先生…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最近30年闻一多诗歌研究综论

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1920年代起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他的诗歌作品及诗歌理论的评论性文章,近几十年来,有关闻一多研究有了较全面的推进.本文从诗歌作品、诗歌理论、诗人比较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有影响的闻一多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分类介绍,并做简要评析.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中国诗歌的民族风格及其形成因素

什么是中国诗歌基本的风格特色呢?闻一多曾用“蕴藉”、梁启超曾用“含蓄蕴藉”加以总括,我们认为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基本的民族风格特色,有些西方学者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古诗含蓄简约”,“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关于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钱钟书先生曾进行过比较:“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     

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每一时代，爱国都有它特殊的具体内容，同样，每一个爱国者哪怕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其爱国的方式和追求的内容也显示着不同的个性特质。作为现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曾被朱自清先生誉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现代史上和闻一多同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爱国作家也很多，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闻一多受到如此推崇呢？这不能不归究于其爱国诗歌独树一帜的特质。闻一多曾经这样剖析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     

论徐志摩诗歌轻灵飘逸的艺术风格

“五四”诗坛上，“新月社”诗人闻一多，以他立论坚实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论主张和“形质兼具”的诗歌实践，树起以“和谐”、“均齐”为主要审美特征的格律诗风的艺术大旗，在新诗诗坛上闪烁出夺目的光芒。而“新月社”的另一代表诗人徐志摩也左进一步实践闻一多“三美”格律诗论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及《云游》，在诗歌风格上表现出“轻灵飘逸”的独特的艺术个性，恰同闻一多诗歌风格的“道劲凝重”形成鲜明的映照，给新诗艺术带来一阵轻风，一从活水，同…     

打假防窃规范学术

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闻一多、徐志摩的新唯美主义”一节中的有关闻一多部分 ,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来自俞兆平所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一节。这种抄袭是一种“缩写”他文和“袭用”他文观点的手法 ,很具隐蔽性 ,因而尤其需要加以揭发     

论郭小川新诗体式的探求道路

在诗人郭小川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诗人对于诗歌体式的探求与试验。诗人曾经告诫别人“不要固定于一种形式,要作多种尝试。”从诗人自己对于新诗体式的探求来看,正是在不断实践着这一创作主张,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诗歌的形式是由诸多因素构成,它包括诗歌的结构、语言、韵律等多种方面,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要有“三美” 即“音乐美”、“绘画     

初探闻一多诗歌中的“意象”

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新诗坛的巨匠之一。他用一颗灼热的赤子之心写出的许多爱国诗篇,在当时,鼓舞着青年一代反帝、反封建的斗志,至今仍然使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为之热血沸腾。在诗歌形式上,他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统一的美,作了认真的探索,他的诗歌以色彩斑烂的画面、音响摇曳的韵律和匀齐的句式章法为特色,这一切对推动新诗向更高阶段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影响十分深远。赋予闻一多的诗以特殊艺术魅力的,除了上述这些属于思想感情和诗歌形式、语言等一般因素之     

十四行诗形式札记

十四行诗(或称“十四行”、“十四行体”、“十四行体诗”)是从外国引进的一种诗歌形式。它从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十四行诗作者最初受到注意的是闻一多和朱湘,以后有冯至、卞之琳。这种诗歌体裁在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几乎绝迹于中国诗坛。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行诗又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而且连续     

闻一多诗中的色彩美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是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诗人。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不但给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而且也给人以艺术上的多方面启迪和丰富的美感享受。恰如臧克家同志所说:“‘五四’以来有成绩的诗人很多,但艺术特色鲜明,卓然成家,使人读了诗就知道它的作者的人,并不多。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突出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讲求语言的色彩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 闻一多向来重视诗歌的色彩。这种重视,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闻一多从小就喜欢美术,早在十一、二岁时,就能画得一手相当真切的山水人物。进入清华学校后,更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据     

闻一多先生的云南岁月(上)

我国近代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1899-1946年)的一生,虽然如流星般短暂,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民主革命史上、他却留下了自己耀眼而永恒的光辉.闻一多先生人生的后期岁月,是在当时偏远艰苦的边陲之地云南度过的.在云南的8年岁月里,闻一多先生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磨难和蜕变,最后舍生取义,走完他壮丽多彩的人生旅途.     

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闻一多幻象说与二十年代新诗想象力理论

幻象”是闻一多早期诗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据以提出新诗形式建设方案的理论前提.他借鉴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想象力理论,认为诗的生成是情感经验、日常语言等诗歌质料在主体想象力作用下得以诗化、形式化的过程,主体想象力被视为诗歌生成的内在法则.这种观念,对于习惯于从修辞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待诗歌想象的当日诗坛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由此可以解释新格律诗理论何以会遭遇受曲解和误读式追随的命运;而闻一多在“幻象”理论上的内部矛盾,也是导致这种命运的重要原因.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o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闻一多论新诗

诗人论诗,往往独具卓见。杜甫怀念李白的五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就被认为概括了诗人风格的很有见解的诗评。闻一多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从理论到实践都认真进行探索,有所创新。“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①这里打算就闻先生对新诗的论述,谈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