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同志在山东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

<正> 淳朴宽厚,长者风范,对同志情同手足,对真理孜孜不倦地追求,这是与罗荣桓同志接触过的同志对他的共同感受。我在罗荣桓同志身边工作多年,深深感到,他不仅是我党我军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高瞻远瞩、机动灵活的军事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就担任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山东分局书记,对山东我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本文专就罗荣桓同志在山东抗日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谈些个人的看法。     

我校中文系举行科学报告会

今年5月6日至5月10日,我校中文系举行了科学报告会,参加会議的除該系教师和同学外,还邀請了本市有关兄弟單位的同志参加。这次报告会共报告和討論了十二篇論文。其中,文学方面的有:馮文炳教授的“杜甫論”;張松如同志的“繼承与发揚古典詩歌中的現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傳統”;刘禹昌副教授的“試論王充《論衡》有关文学     

关于党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十、长征中,刘少奇是何时被派往北方局的?他与“一二·九”运动有无关系? 今天中午有人问,刘少奇是否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同志一步也未少走。一九三五年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他参加了的。瓦窑堡会议后,决定派他去恢复北方局工作,担任北方局书记,所以,他于一九三六年初离开陕北到天津去,一九三六年三月到了天津。当时“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巳     

在欢送王歧同学赴藏工作大会上的讲话 安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王万里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的大会,是我们安阳师专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欢送语文科七八级王歧同学支援边 疆建设赴藏工作的大会。省教育厅李景学付厅长,特地从省会郑州专程来到我们学校参加今天的欢送大会;地委付书记、专员王德政同志,从百忙中来参加我们的欢送大会;省教育厅人事处、省人事局、地区科教办公室、地区教育局、人事局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今天的欢送大会;光明日报社记者楼沪光同志,为了报导王歧同志支援边疆建设的事迹,从北京专程来到我们安阳师专访问、座谈,非常辛苦,今天也参加了欢送大会;王歧同志的父亲王城山同志,王歧的哥哥和中学的同学也特地从家乡郑州来到安阳参加我们欢送王歧同学赴藏工作大会。因此,我代表学校党委、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对王     

关于楚皇城遗址考古发掘中的问题——答陈忠富同志

1977年4—6月,我参加了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前编写工作简报,由我和张新宁同学执笔,会同始终指导工作的省博物馆程欣人和郭德维同志讨论修改,随即送交博物馆领导审阅。在最后定稿的同时,我写了《楚鄢故都访古》一文,先期在《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发表,而两篇简报翌年才在《考古》第2期上刊布。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将修改稿交陈忠富同志一读,未能汲取他的见解。前不久,陈忠     

黑格尔美论再探

<正> 我在一篇论及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和黑格尔美学思想的承传关系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黑格尔的美论问题。文章写完以后,总觉意犹未尽,深感现再作进一步研讨。对黑格尔美论的不同评价,首先集中在对他的美的定义的分歧看法上,有的同志把黑格尔美的定义概括为:“美是理念”,我以为是不确切的。实际上,黑格尔在《美学》中曾经批评了“理念论”的创始人柏拉图的“理念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论点,并提出了他的著名     

蔡锷确曾参加过进步党

蔡锷是否参加过进步党?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桩悬案。新近出版的谢本书同志的《蔡锷传》一书,否认蔡锷参加过进步党。他说: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进步党宣告成立,在其宣布的名誉理事名单中,“蔡锷榜上有名。有人即依据这个名单认为,蔡锷是进步党的成员”;“然而,这个名单中的某些人士,明显地不是进步党成员”;“蔡锷自脱离统一共和党以后,从未提及过自己再参加任何党派的问题;蔡锷如果真参加了进步党,这与他声明的军人‘不党主义’显然是矛盾的。他除了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名单以外,并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蔡锷参加过进步党。”(见该书     

党的立场 群众的报纸——回忆在《大众日报》的战斗生活

我想着重说说,当年大众日报在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领导下,是怎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的。 把报纸扎根在群众中 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 我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由津浦路西来到津浦路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驻地的。那时正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经过敌人一九四一年冬季大“扫荡”之后,     

黎明前的呐喊——论维吾尔爱国诗人阿布都哈力克·乌依古尔及其诗作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新疆的政治舞台和诗坛上,曾经活跃过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的维吾尔族青年,他就是阿布都哈力克·乌依古尔。他一八九六年生于吐鲁番,由于参加并领导了农民起义,一九三二年英勇就义。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值得怀念的。阿布都哈力克出生于大商人之家。他的学校生活是从经文学校开始的,但不久就转到了当时被称为“学堂”的汉文学校     

回忆孙冶方同志西南之行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来到成都,指导西南片制定经济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部参加了会议。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冶方同志,但从“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内部未定稿》中读过他的文章,头脑中残留着一个他曾被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印象。这次冶方同志到成都来,正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时候,经济学界也在对按劳分配等问题进行着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冶方同志的经济观点自然就引起四川经济学界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与其说是来参加会议,毋宁说是想直接听听冶方同志对经济理论     

“中间人物”论是编造出来的“理论”

邵荃麟同志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依我看,这是闭眼不看事实。就拿我厂某车间的一个小组来说吧。这个组十四个人;其中有四个党员、三个团员,有五个群众写了入党申請书,剩下的两个同志也在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生产组长是“五好”工人,曾经出席全国的群英会,不消说,他决不是“中间人物”。组里有个老工人,人称“红管家”;他哪怕在废料堆里发现了一只螺絲釘,不论费多大劲,也要把废料堆扒一遍,把螺絲釘撿起来,放进他用业余时间制作的“仓库”里;车间里开会,他端凳子、递茶水,忙得团团转;每天天刚亮,他     

编者的话

自从“文史哲”创刊以来,冒牌“学者”华岗就曾经在本刊发表过许多所谓论文。这些,特别是他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先是作为山东大学学习报告纪錄,历在本刊逐章逐节发表过的。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曾经有丁伟志等同志予以批判和揭发,指出他的公开剽窃及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其中远反常识的错误还不可胜数。其它如“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等作品中,经初步检查,情况与人民日报的揭发,大体相同。几年以来,本刊就作为他宜傅错误论点,公开剽窃别人     

道德没有继承性吗?

六十年代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就道德继承问题展开过一次大讨论,有哲学、历史、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参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次讨论,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月在《前线》杂志发表《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短文开始的。当时,围绕着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继承什么和为什么可以继承、怎样继承等问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本来是一场正常的学术讨论。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夏季,在林彪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凡是主张剥削阶级道德论中有某种东西可以批判继承的意见,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同“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人性论”等等一起,被列为批判的重点。在当时,笔者也因为曾经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七     

过理性生活,做有德性的人——亚里斯多德伦理思想评述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哲学上,他是古代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恩格斯曾称他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他曾经是当时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跟随其学习哲廿年,很受柏拉图的器重;但他不迷信柏拉图的观点,注重现实,敢于创新,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学派。在伦学理方面,他也有重大的建树,成为其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写了许多有     

感受现实主义

我和老公是同学,同班同桌,而且是毕业后天南海北折腾到一块的,听起来浪漫得不得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他追我的过程简单而神速。同桌两年一直是同学加同志,没多说过一句话,毫无预兆地他突然送我一双亲吻的瓷娃娃,我在大惊之下发问:“这是什么?”他很镇定地回答:“想知道吗?我马上就可以让你知道。”求爱尚且如此平铺直叙,就别指望以后了。第一次约会去公园,他就只领我进大门,一切圈起来收费的小门全免进了,还大言不惭地说:“大致看看就得了,里面外面差不多。”那时,我     

杜国庠青年时期的诗

一杜国庠同志生平很少写诗,现在所见的仅有《南社诗集》中所载七题十四首。从这些诗中,可知他曾经参加过南社,更可窥见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感情。对于研究杜老生平,是颇为珍贵的资料。南社成立于一九○九年冬天,正当辛亥革命前夕。是以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为首的一群具有民族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抗北庭的标帜了。”①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南社的成立,“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②它不是行动的组织,而是宣传的团体,但社友中很多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实际反清活动,有一些还在活动中牺牲了。南社从成立至一     

《希伯文集》简介

<正> 汉斯·希伯,是德共党员。1925年首次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回国,但他仍关心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于1932年再次来到中国,用他的笔为中国革命呼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兴高采烈地访问了新四军、八路军的许多领导人,并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为了报道八路军的抗日作战事迹,他于1941年来到山东,在同年冬牺牲于反“扫荡”战斗中。     

改造世界观需要突出解决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活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说到底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立场、世界观的问题”。在去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过去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个同志参加革命,参加党,参加军队,都要首先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今年初,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再次指出:“提高干部     

“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正> 一九六四年震动中国文坛的“中间人物”事件,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它只是起因于一件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九六二年八月上半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写农村題材的短篇小说作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大连会议”。会议是由邵荃麟同志主持的,茅盾同志、周扬同志都参加了,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