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蛰存都市小说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一方面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性爱与文明相悖的基本命题,揭示性爱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变态或精神分裂;一方面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忧郁以及在强大生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无意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走在了同一轨道上、并表现了与其相应的现代意识。     

亲情错位及复归的艰难--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内在意蕴读解

本文对惠嫂的形象进行了原型阐释,对旺旺的行为进行了心理分析,对断桥镇的地域文化特征表现的孤独意象进行了破译.揭示出作品的矛盾冲突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亲情错位及复归的艰难,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生活的贫乏的冲突.     

权利文化与权力意识的冲突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时期政治文化,这种过渡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体现权利型政治文化原则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与体现权力型政治文化理念的政治意识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权利文化与权力意识的冲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     

图像意识中的多重冲突及其本质

与图像意识构成有关的三种对象即物理图像、图像对象和图像主题,与此相对应的经验冲突也有三种:知觉对象与物理图像的冲突、显现的图像对象与实际感知在场之间的冲突、显现物与图像主题之间的冲突.经验冲突是图像意识构成中必不可少的维度.从意向性角度看,这些冲突是图像意识构成自身的必要前提,其实质是不同意向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意向之间的转换并非仅仅是统一综合和单向的转换,分裂冲突和多维的转换也是不可或缺的.     

论牛健哲小说中的人与现实

牛健哲小说对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刻的艺术表现.小说集中展示了人与客观现实之间、人与其主观愿望所形成的客观现实之间以及人与其心理现实之间三个方面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无一不以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此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表现出作家深刻的哲学思考、对现实污浊的批判以及对处于悲剧中的人的同情.     

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哲学

21世纪的人类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走向一个共存共荣的多极世界,还是“保存、维护和复兴”帝国主义的单极世界?为了迎接这一问题的挑战,中国人必须化解心灵中“传统与现代”的纠结,这一纠结主要表现为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身份定位与人格定位之间、在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所信奉的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选择困难,并且突出体现为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个共存共荣的多极世界需要“重叠共识”为其观念基础,但是“重叠共识”的核心不能是“首要善”,只能是为各种“完备性学说”所共同关心的那些基本问题.在21世纪,哲学的第一小提琴应该属于中国.     

戏剧冲突的民族化——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冲突

<正> 约翰·霍华德·劳逊认为:"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性冲突在悲剧作品中则集中表现为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不仅具有这一基本特征,而且在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的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传统特点.这特点,用作者的话来概括,便是:"除……心理描写的深化之外,'情节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换句话说,郭沫若历史悲剧的戏剧冲突是通过人物心理描写的深化、曲折的情节和强烈的刺激来表现的,即通过心理描写的深化,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及其形成的基础;以情节的曲折,显示冲突的酝酿发展;用刺激的强烈,达到戏剧的效果.     

《苔尔芬》、书信体小说与斯达尔夫人的女性意识

《苔尔芬》中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在作品中抨击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表现出女性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进而展示出作家对妇女解放与社会舆论、道德与爱情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层思考。     

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中国在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 ,首先面临着“城市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中国的乡民社会是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 ,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 ,而在广泛意义上被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家族法和狭义的乡规民约。但是在中国急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 ,乡民社会及乡规民约面临着如下的遭遇 ,即在生活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被城市化浪潮所激荡 ;在经济运作方式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 ;在价值选择上 ,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因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发生转向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若干问题

仁与义就是文化,这是人类所独有的,不论是中国文化或是西洋文化,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都有其共同性,也就是说相互间有其联接点,但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者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都各有其特殊性,因而又有其摩擦与矛盾.当今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融合在一起.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的义理,与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工具理性,并无根本冲突.那么如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就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命题,本文的任务就是企图对此做一个探索.     

寻找艺术与自然的精灵--关于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

"以狐喻人"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王蒙的长篇新作<青狐>将现实中的一位女作家与狐性相联系,深入地展示出艺术家在生命过程中,与社会政治、世俗观念、家庭伦理、物欲色欲发生的复杂纠葛与冲突,作品借狐以反抗世俗,借狐以追寻艺术,借狐以回归自然.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探其本”与“第一义”:王国维美学之本及其现代性转型研究

王国维美学以及学术研究的主体和根本目的是探究生存的本质内涵,其探究所注重的是终极、永恒、本体的问题,所谓"探其本"、"第一义"、"世界人生之根本"、"宇宙人生之真理"、"人人所有之问题,而人人未解决之大问题",这一层面为王国维学术与美学研究的根本所在,是其本原与始基层面。王国维学术与美学的研究即是基于对存在本质的深层悟解与认知。这一存在之本在王国维不同美学板块、理念和学说中又有不同的延展和阐释。探讨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也必须从其美学之本进入,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转型正在于其美学之本的转换,即王国维美学与现代性的关联是立足于根本处、"第一义"处,是在本原与始基层面上的关联。王国维美学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美学、文学等学科方面的意义,更在于其突破传统道德伦理的视界与理路而进入生存本体层面的探究和立论,在于其立论基础的转化。这才是王国维美学现代性转型的根本所在。     

论我国结婚程序中的法律文化冲突

我国《婚姻法》有关结婚程序的规定中存在着法定登记制与世俗仪式制、自愿的婚约与必备的婚约的冲突。这些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必须要遵循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并促进观念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路进行。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简论王国维美学的现代性

站在近代这样的时代峰颠上 ,王国维作为近代著名的学者 ,在他的学术中已经透露出了现代的气息。在美学思想上 ,王国维一反中国传统的“功用”主义思想观 ,提出了他著名的“非功利”美学观念。在王国维看来 ,艺术是超功利的 ,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这无疑提高了艺术的地位 ,为日后中国建立独立的艺术精神提供了先验 ;在美学术语上 ,王国维由传统术语经由阐释而转为现代性和由西方引入美学术语这两条途径 ,提出大量的现代美学术语 ,并且在他的文章中加以应用 ,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总之 ,王国维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后人加以借鉴和研究。     

在“清云”与“泥淖”之间——试论汪■祺小说的“存在”取向和内涵

汪澎饔凶抛跃醯拇嬖谝馐?其人其文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学观念上明净、和谐与痛苦、矛盾并存;创作上交织着田园、性灵与苦难、悲愁等争执抗辩的多样声音;而贯注其中的则是以大地为依托的或而高蹈或而沉重的生命精神。这一切,构筑了作家挣扎在“清云”与“泥淖”之间的“存在的历史”。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