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治理合理性的制度分析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家族内部,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和企业内部的高度信赖与忠诚。这些特征使得家族企业产生出一套与非家族企业不同的运作规范与原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家族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减少了企业创立和经营中的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优化了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利他主义、代理问题及家族企业

标准代理理论以契约人假定为前提,因而既无法解释现实世界家族企业的普遍存在,也回避了家族治理的代理问题。基于利他主义的家族治理模式可以成为“契约人”治理机制失灵的替代机制。利他主义使家族企业具备了诸多竞争优势,然而它同样可以导致代理问题。我们提出,利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迅速成长,但也可能成为家族企业衰败的根源。     

集团内控的委托代理分析

运用委托代理机制来规范股东与管理层的权责利关系是公司发展历史上的必然。现有的公司内部控制框架一般针对单个的法人企业;以资本为纽带的企业集团核心是资本关系,因此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控主要靠资本控制来实现。由于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具有规范性和示范性,其资本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控制问题。本文以控股公司的资本控制作为起点,浅谈企业集团内部控制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相关制度设计。     

论内部资本市场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规模的增长、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资本集聚的加快,生产组织的一体化形式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在生产组织的一体化形式中,存在着一些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结构:M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等企业联合体,它们在成员单位之间构建起了一种“有组织的内部资本市场”。这种内部资本市场一方面规避了外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可能因为内部代理问题和缺少有效外部监督而面临着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一方面需要发展内部资本市场来应对不发达的外部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来缓解内部代理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行为。     

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理论与中国的现实

本文探讨了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代理问题的主要内容,而在集中型股权结构下,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更加突出。我国上市公司由于股权分置及股权的高度集中,使得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控制股东与外部股东之间均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而需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整合内部控制系统与外部控制系统来减轻代理问题。     

国外家族企业集团代理问题探析

从世界范围看,与分散持股企业比,家族控股股东的存在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形式面临着与分散持股不同的代理问题,即家族的大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家族企业集团中又存在着大股东控制的结构与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代理问题更严重,以致降低企业的价值。所以我国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小股东控制的结构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企业治理机制:从单向治理到社会共同治理

基于对企业本质和所有权归属的理解差异,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种学说,即股东价值观和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并由此派生出了两种相应的治理机制: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共同治理。一般来说,利益相关者社会观反映了企业的协作本质,但长期以来在资本及其所有者具有非常强势地位的情况下,集中体现资本权力的股东价值观得到了承认和流行;不过,由于单向的委托—代理治理无法抑制委托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股东至上主义"在实践中也对企业治理和效率带来了深重的混乱和危害。因此,随着人们对企业本质的理解深入以及企业组织的权力分散,利益相关者社会观逐渐得到承认和流行,并出现了相应的代理人监督代理人以及社会共同治理学说。     

试论我国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创新

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产生的共同基础,二者存在着较为紧密的互动关系.我国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存在着(1)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董事会功能弱化;(2)股东大会与监事会形同虚设;(3)经营者激励机制不健全,约束机制空缺;(4)外部监控机制不健全;(5)对内部控制不重视,缺乏内部控制理念等等问题.我们应采取(1)改进董事会人员的构成,强化董事会核心地位;(2)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塑造"利益相关者"共同管理机制;(3)强化监事会职责,完善监事会制度;(4)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突出人性治理等措施来加以解决.     

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分析

基于平等契约基础上形成的资本结构和法制社会,是诞生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条件和法律前提;独立人格和契约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模式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治理的核心。正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委托—代理的伦理关系,整个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运作才变得严密而有序。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在构筑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展现并得以妥善处理的过程,是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散过程中一系列伦理关系的产生和解决过程。     

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障碍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存在变革的需要,从趋势来看,目前西方大公司流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其演进的理想模式.但目前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融资环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业主权威、信息分享风险;以及社会诚信缺失和中国的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了中国家族企业本身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因此,在现阶段还不能全面引入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只能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目标而非现实选择.     

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双重维度

脱贫攻坚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我国也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局面,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应沿着多元灵活与长效稳健这两重雏度进行,这是由相对贫困两大相互关联的属性决定的.在构建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过程中,在分析两重维度分别具体如何建设之后,可以看到这两重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矛盾、联系与相互影响,可以得出应以正确的审视视角展开对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对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整体构建的初步结论.沿着有机统一的双重维度展开建设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依靠多元且专业化的扶贫责任机构、长效且权威的扶贫法律法规、专业性与党性并存的建设主体、深入且效果持久的精神扶贫举措等,应对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的、复杂变动的相对贫困状况.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对家族企业管理问题的探讨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目前遭到普遍批判。人们几乎都把这种管理形式看作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封闭的、应当抛弃的组织形式。现代企业理论也认为:抛弃家族式管理,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民营企业的唯一的出路,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家族企业顽强生存、发展并且显示出勃勃生机的事实,说明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对其进行完善改革,家族企业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两大公司治理模式之比较及其启示

以英美为代表的外部控制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各有其优缺点,各自适合不同的环境.世界上并不存在最佳的公司治理模式.世界公司治理不应也不会趋同于莱一模式.就中国而言,在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时,不应过于迷信某一模式,而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创设或移植公司治理制度.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政府监管困境与应对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逐渐深度融合，创新出诸如共享模式、平台模式等多种互联网商业模式。这些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所具有的差异化竞争、错位竞争、动态竞争和补贴竞争的特性，在刺激消费市场、提高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秩序混乱、市场隐患增多等问题。在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竞争规范还在孕育的背景下，亟需发挥政府监管优势，加强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两面性问题进行治理。然而，我国现有的“偏重防控”或“偏重促进”的监管理念、政府单一主体的监管模式、“地毯式”人力排查的既有监管手段，在应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时却存在重重困境。鉴于此，政府应当以监管优化为路径，坚持“防控与促进”并举的监管理念，实现多主体合作的监管模式，并引入智能化的监管手段，从而实现政府对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监管，促进我国互联网市场的健康发展。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