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道教与端午节俗的关系

端午是自先秦以来延续至今的、古老的中国节日之一。本文以宋代为样本,从神灵信仰、符箓文化、医药卫生思想、长生追求等四个方面探讨道教与端午节俗之间的关系,认为宋代端午节俗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并进而指出这种关系对节日民俗文化和道教本身的影响。     

略论宋代伊斯兰教建筑

随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不断繁荣,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阿拉伯商人开始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伊斯兰教日常宗教生活的客观需要,清真寺和圣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区别于宋代木构建筑的一种新形式,因而倍受当时士人关注。尤其是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磨合和碰撞之后,富有早期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不仅一步一步地被宋代社会所认识、理解和接受,而且对元明清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影响。     

论穆斯林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穆斯林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的方面。因为在宋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穆斯林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他们把伊斯兰教“以人为本”的重商意识和道德理念融入到宋代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使宋代的社会风俗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和特点。故此,认真研究和总结穆斯林与宋代社会风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进一步确认穆斯林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包家族考述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中有一支著名的吐蕃汉姓部落“包家族”,其来源是吐蕃化的汉姓丁家,最初居地在秦州宁远砦北,后迁徙于熙、河、洮、岷等地,并从此世居此地,其家族成员有宋代的包约、包顺、包诚及金朝的包长寿、包世显等。包家族归附宋、金王朝后,始终效力于宋、金王朝,与宋、金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试论南汉宋朝时期岭南的开发

南汉统治的时间虽短,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仍有影响.两宋北边不靖,统治中心南移,使岭南的开发得以明显加快.     

宋自杞国索隐

自杞国是南宋时代西南的一个藩国,因贩马而强盛兴起来.本文资诸载籍,论述其的兴起、繁荣、消失以及与南宋的关系,并论述其国的主体族群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群体.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

宋朝的社会救济事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较为发达的，对少数民族的赈济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对西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以安定边地社会为主要目的，方式上以生活性接济为主；对西南及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则是在国家势力南进及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过程中配合实施的，因此，方式上以生产型济助为主；对东北及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救济，则以笼络怀柔为主，方式上以居养安置为常见。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和巩固社会政治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性质上看，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仍属传统怀柔政策的延续，但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象征性的笼络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务实性的物质援助。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宋代蕃兵制度考略

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一支强悍勇敢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军队.蕃兵建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始于北宋初,之后随着蕃兵兵团在西北地区的日益组建,逐渐形成了蕃兵军事职官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有功迁赏、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先后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蕃兵管理、确保蕃兵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激励蕃兵英勇杀敌、保家保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代四川少数民族分布研究

在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吐蕃、羌、僚、诸蛮、西南夷部等。吐蕃人主要居住在现今的甘孜和阿坝地区,羌人居住在岷江上游,特别是在威州、茂州即今阿坝州的理县、茂县、汶川、松潘、黑水和绵阳市北川等县境内。僚人广泛地分布于巴蜀各地,从川中丘陵到盆周边缘的广大地区都有僚人居住和分布,而尤以川东南的南平军和川南的泸州、叙州最为集中。诸蛮分布在大理国与宋之间的川南、川西南地区,包括＂黎州诸蛮＂、＂叙州三路蛮＂和＂泸州蛮＂等。西南夷部主要居住在川东南的黔州、涪州、夔州沿边至贵州境内一带。总体上,两宋时期四川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特点是：汉族集中分布于四川盆地腹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沿边地区。     

宋初僧人对北宋文学革新的认识与回应——以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中叶的文学革新是我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北宋中期以来,古文运动继中唐之后在学术界再次掀起高潮。倡导古文、复兴儒学成为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从韩愈到宋代诸儒,古文运动事实上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宋代学术界不同群体,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立场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宋学形成前,以释智圆、释契嵩为中心的一大批“儒化”的僧人,从佛学的角度对这场日益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给予了关注。他们对晚唐体、西崑体、太学体的批评,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与思考,基本上使古文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后来的文学复古革新和散文正宗地位的确立初步扫清了道路。     

宋朝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探究

宋朝境内少数民族几乎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广西路最多,四川地区次之,以下依次为陕西地区、荆湖地区和河东路。经考证推测,北宋中后期宋朝境内约有少数民族人口 467万余人。其中少部分列入方志的当地户口统计,但在全国总户口数中,则只有极少数列入。由宋朝官方全国总户数得出的宋朝总人口数,应加上少数民族人口才是比较真实的总人口。     

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

伊斯兰玻璃制品在宋代不仅是珍贵的宗教器物,而且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消费方式的愈益多元化和生活境界的不断提高,该制品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而逐渐走进了宋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指点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客观标识.同时,作为一种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艺术,伊斯兰玻璃制品既有视觉造型之美,又有清心静性之功,所以被宋代士大夫赋予多种美德而成为高洁的人格化身,更成为召唤"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时代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源泉.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

官营茶马贸易职官,作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宋代茶马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其更替与变革勾勒出宋代茶马贸易的兴衰或变迁,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始建于宋代,其建置并非一开始经营茶马贸易就有,而是经历了初创时的摸索与完善,本文仅就作为茶马总机构的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沿革作一初步探讨。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涵

文章主要论述了清代北京城中所举行的“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几项具有藏传佛教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说明藏传佛教对清代北京民俗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

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试论促销策略在宋代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两宋时期,商业活动繁荣,为了达到促销的目的,商人们开始利用如下策略:多样的广告宣传;优美的消费环境;完善的优质服务。这些策略对我们今天的市场营销活动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