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的再书写——从《金锁记》到《怨女》

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是由其中篇小说《金锁记》改写而成,是作者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对女性悲剧的再次书写;比之于《金锁记》,《怨女》的女主人公形象则由 “癫狂”转变为“庸常”,叙述方式由外视角转向了全知式的内视角,叙述风格由炽热超拔渐趋沉稳理性;其改写体现了张爱玲追求更高艺术标准的内在要求和面向海外阅读市场的创作自觉。     

《金锁记》的文本价值、人物原型及其写作立场

1943年岁末发表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使张爱玲“一夕成名”。此后她不仅将此小说亲自译为英文版,而且还用英文创作了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都与《金锁记》甚为相似的长篇小说《怨女》,之后又将其译为中文版,于60年代中期在台港连载风行一时。一个40年代就已经耳熟能详的人格变态、人性扭曲的“衣锦妖怪”故事,作者为何“四度易稿”,一再“翻版”？这在作者的创作生涯中也实属罕见。本文从叙事层面及人物形象出发,对于《金锁记》用双语不断重写的创作奥秘作了探究;针对其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人物原型作了辨析;以及对作者隐匿于《金锁记》中或隐或显的“复仇”心理动机作了解剖与还原。     

以两种视角审视《金锁记》《长恨歌》

本文从张爱玲的《金锁记》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两个女主人公生活的时代、经历、悲的人生中,来对比审视两者的差异,从中得到深刻的人生启示。     

《金锁记》改写的背后

《金锁记》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一篇充满斗争激越、呼应“五四”主题的文章。改写后的《怨女》则成为超越时代局限 ,走向人性深处 ,带有普泛性和恒定性主题的文章。在张爱玲的文学趣味向传统复归的背后 ,是作者对“五四”文学的反思 ,以及对中国文艺的表现方式、表现题材的寻求。     

悲歌·挽歌：她们的世界——《雷雨》、《金锁记》女性形象比较

《雷雨》和《金锁记》都表达了对旧时代女性生活、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描绘了她们的爱与恨,为她们谱写了一曲悲歌,一曲挽歌。而作者曹禺和张爱玲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出身、早慧、敏感,这一切又成就了他们。     

论《金锁记》主人公宿命抗争的绝域之路

本文从宿命的角度 ,重新审视了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形象的人性价值与命运悲剧 ,尝试从新的角度分析主人公走向毁灭过程中宿命抗争的实质。     

电视剧《金锁记》的男性意识

电视剧《金锁记》由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突出在对主题改编中的男性意识作者将原作对于人性苍凉的揭示改写成反对封建专制主题,呈示出编导异常鲜明的男性意识。     

试谈张爱玲《金锁记》的创作心理

从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入手,剖析了《金锁记》中曹七巧和姜二爷的创作来源,认为张爱玲的身世创伤所造成的潜在意识和女权主义的“阴性愤怒”对于她的创作影响很大,并贯穿在她的作品当中。     

繁华落尽谁如旧——张爱玲《金锁记》服饰描写再解读

张爱玲在他的创作中,总是把对人物衣饰的描写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展示。在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中,服饰意象在展示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一生的命运变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     

论张爱玲小说《传奇》的悲剧意识

本文从张爱玲《传奇》里有代表性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和《留情》入手，就张爱玲在这些作品中赋予的悲剧意识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她的作品中蕴涵着浓郁的悲剧意识：《留情》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见出这种意识的；《倾城之恋》则主要是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交叉点上显示男女主人公的遭际所暗含的悲剧意义；《金锁记》则更以社会学、伦理学甚至精神分析学的立体视角，用仿佛免疫处理的文字，来发挥小说的悲剧意识，由于文字上异乎寻常的冷色调和在这些文字下滚烫的情感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小说的审美意味变得更加醇正而深厚     

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家族文化的内涵、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探讨《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着力从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几方面探讨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观念、题材及形象塑造的影响,旨在揭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中的苍凉基调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常以苍凉著称,她的许多小说,诸如《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开头都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副苍凉的意境,《小团圆》也不例外,在《小团圆》中她把这种苍凉文风发挥到极致。关于《小团圆》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综观这些学术成果,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都是小说是否为作者的自叙传、"张胡之恋"的内涵、张爱玲的妇女观等,对小说的苍凉文风关注不够。通过研读文本,可以看出《小团圆》虽然是自叙传,反映了张爱玲的少年生活、求学经历、爱情遭遇、母女关系等,但又不同于自叙传,它来源于张爱玲的生活积累,同时又有张爱玲的匠心独运,它反映了张爱玲高超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张爱玲对苍凉风格的选取运用。张爱玲在故事的编排、人物形象的设计、意境的营造方面,都给小说打上了苍凉的底色。她在《小团圆》中编织的破碎的家国梦、难圆的闺阁梦,塑造的盛九莉、邵之雍、蕊秋、盛九林等可悲可怜的人物形象,营造的大考前的早晨、晚唐的月亮、木雕的鸟等紧张或冰冷的意境意象,揭示了乱世背景下浮世生活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爱情的短暂和失去难再得、每个生命或物质个体的微不足道。她冷冷的地撕开了生命华美的袍,使人在看到生命本真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小团圆》让人在张爱玲去世20多年后,读之仍不免叹惋,它是张爱玲的人生感悟,也是张爱玲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更是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深层原因。     

从心所欲不逾矩——译者主体性在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中的体现

张爱玲以她卓越的创作与翻译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明显偏重于她的创作。本文拟以张爱玲译作《海上花》为个案,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以期对其翻译观进行梳理,抛砖引玉,为张爱玲翻译研究尽微薄之力。     

张爱玲的创作力可曾衰退?——以《金锁记》和《怨女》为中心的考察

张爱玲的创作力是否存在衰退迹象,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从主人公出场、离场的描写,以及母女关系的设置与否等角度比较其前期的《金锁记》与后期的《怨女》,可认为无论是人物的音容笑貌,还是人物的精神气质,抑或是整部作品的意旨蕴含、情感品位,两者都存在高下之分。至于两部作品表现出的笔力上的集中与松懈、凝练与罗嗦、明快与沉闷、典雅与粗俗、流畅与粘滞、含蓄与直白之别,更能明显地让人感受到二者在艺术性上存在的差距。是以揭示张爱玲创作力衰退之一斑。     

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简

以《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家族文化的内涵、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探讨《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着力从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几方面探讨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观念、题材及形象塑造的影响,旨在揭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金粉世家》与《红楼梦》

《金粉世家》是张恨水小说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这与张恨水对《红楼梦》的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金粉世家》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表现技巧上都自觉不自觉受《红楼梦》之深刻影响,可以说,《红楼梦》对《金粉世家》的创作来说具有原型的意义。     

《小团圆》中的色彩意象分析

重视细节、精于色彩描摹是张爱玲小说的一贯特色,对色彩意象敏锐的捕捉、细腻的呈现赋予其小说强烈的画面感.色彩意象是张爱玲小说意象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贯穿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风格.《小团圆》是张爱玲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仅是作家一生情感经历的总结,也是其创作艺术的精彩呈现.在小说文本中,对色彩意象的重视一如既往.拟从色彩意象着手,通过文本细读,抽取出《小团圆》中关于色彩意象的描写,并分析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张爱玲在色彩使用上的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以及色彩意象所体现出的小说的自传性.     

《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女畸人”创作之平行研究

依据文化批评,对《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进行平行研究,分析中外两位刻画＂畸人＂的女作家在女畸人创作寓意和创作手法上的异同。通过象征主义手法,张爱玲对丑陋身体的刻画揭示了女性活着的困境和无奈,批判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奥康纳对身体丑陋的意象书写更像是宗教启示录,揭示的是丑陋的人性本身,借以探索现代社会人性迷失的疗救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