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程朱理学与晚清社会

晚清时期,程朱理学并不以哲理思辨见长,但局势的动荡却突显了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清政府以理学为官方哲学,士大夫以理学为进身之阶、治平之器,民间则以理学为文化宗仰、道德法则。然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既为理学信条所束缚,又极力对之加以维护。可见,理学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心性玄谈或愚民之术。这一切,显示出理学具有多重面相,也反映了旧学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方东树与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为晚清程朱理学之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研习性命、义理之学,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撰书公开攻击汉学,捍卫理学,为理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讲学授徒,游说友朋,为晚清理学的复兴争取支持力量并培育了一批理学名家.方氏的努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促进了晚清理学复兴的进程.     

论明代程朱理学的衰微

程朱理学在明清立为正宗官学,却从此走向衰落.明代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著作,无学术价值.而其考试之法以八股文取士更使理学毫无生气.明朝前期理学家为学重点乃在道德上,学术上无甚建树,袭前人之糟粕,不敢稍越藩篱.衰微之因,乃明英宗以后社会危机重重,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致.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程朱理学嬗变与宋代文论变迁

宋代文论始终贯穿着理学的精神因子,这不仅体现在宋代文论所具有的理学内蕴上,而且更体现在宋代理学嬗变对文论的衍射与推促上,从而形成二者间变迁轨迹的对应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宋代文论的理学化内质及其变迁.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道德修养论比较

"理心之争"是宋代以来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个认为"性即理",一个认为"心即理";一个"道学问",一个"尊德性"。在关于人之本性、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以及道德修养方法方面,既有殊异之处,又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     

赵复和太极书院对元代理学发展的促进

赵复是元代初期重要的理学家和理学传播者,他以燕京太极书院为阵地,从事讲学、著述活动,改变了北方沉闷的学术气氛,促进了理学和书院在北方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湘学”论略

有关湘学研究,应当在澄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湘学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学术概念,亦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同时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凝固的时间概念。从基本格调和核心内容上讲,它是理学,是湘中理学的特有称谓。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增添如文学、史学等新的内容。同时,湘学的发展与湘学研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湘学在湘学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其活的精神,仍然在火递薪传中展示着自己特有的思想瑰丽。     

明初言官与理学

明初的言官与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从言官制度的形成及言官的培养和选拔入手,探讨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言官与理学对明初政治风气、学术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