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论文的主题演进与风格嬗变

两汉政论文的发展颇为迅速。政论文的功利性和时效性,决定了它与时代需要、社会风气,特别是与士人心态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汉初文人喜借题发挥,以史为鉴而述治国方略,文风疏直激切;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儒士多本经立义,婉曲作论而谈理政之宜,文风雍容温润;东汉后期文人常径遂直陈,横议朝政以痛斥时弊,文风刚劲质朴。汉代政论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西汉法定徳属考辨

文献中常有"炎汉"、"炎刘"的提法,其实准确地讲这仅指东汉。整西汉一朝,始终未立火德,前期是水德,中后期是土德。至于西汉后期极为盛行的火德,并未被定为法定徳属,直到光武帝时才"始正火德"。若以为"炎汉"即为两汉,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曲解。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     

谶纬思想源流及其在《搜神记》中的体现

谶纬思想产生于战国,流行于两汉.其来源于神仙方术思想,在西汉董仲舒的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统治者的主要思想.干宝的《搜神记》较全面地反映了秦汉至魏晋时期的思想领域,谶纬思想在《搜神记》中也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故事得到展现.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 以道治身──浅析苏轼复杂矛盾的世界观

苏轼用他全部的生命热情和经验，品尝人生的况味，体验人生的悲哀，一次又一次全身心地脱胎换骨，心灵和人格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蒸馏和升华，终于在庄禅的智慧中，将穷达、荣辱、出世和入世、生死等矛盾绝妙地统一和融合在一起．这种统一和融合落实到他的人生过程中，即表现为“穷则独善”、“达则兼济”，较高层次地超越了现实人生，领略了人生的真谛，其生命亦焕发出令人目炫的光采。     

试论两汉时期文学政教价值观的成熟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教价值观，在先秦儒家文论的基础上，到西汉前期已得到了理论上的定型。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经两汉时期的尊经崇古、依经立论上面，乃至造成了繁琐、庸俗的理论偏颇；到东汉前期，桓谭、王充等提出了注重的社会实际功用的主张，这一价值取向上的转向，是对文艺应有的实用价值的本质的回归。     

东汉易学发展阶段新探

东汉易学发展受社会思潮、学术风向与政治气候的影响,前期虽承西汉象数易学余绪却呈显谶纬化倾向,中期因官方与民间治易路数分野而形成双峰对峙,后期主动转型取得了较大发展空间,但不能因世而变最终陷入僵局。"局部地放大"东汉易学,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会更加凸显。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东汉侍中探论

两汉是后世门下省发展的滥觞,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顺应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由丞相与天子间的联络官到内侍近臣最后到政务秘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侍中机构也经历了由松散的顾问组织到有固定职掌的政务秘书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主要是在东汉得以实现的。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

东汉户口总数记载之间互有矛盾,被学者称为东汉户口总数之谜。但通过仔细分析,发现这些户口之谜,有的是史书传抄中的错误造成的,有的是后世学者的误解造成的,有的是后人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续汉书·那国志》及注中所载的东汉户口,大部分还是可信的。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西汉后妃的悲剧色彩

西汉后妃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群体。在后宫争宠争权的残酷角逐中,失败的后妃往往是被废、被杀或自杀;有些后妃虽然一时成功,但是随着政权的变更,同样是下场凄凉;还有一些后妃则完全成为政治牺牲品。作为帝王的妻妾,那些无宠和失宠的后妃在情爱方面都有太多的缺憾和痛苦,有些后妃即便是地位尊崇,大权在握,可是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有难以愈合的创伤。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