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进城的路到底有多远——从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看进城农民的命运

10多年来，贾平凹一直关注着乡下人进城现象。他的长篇小说《高兴》叙述了农村人进城的悲剧。进城后的农民不久沦落城市的底层社会，而且受到了城市的冷遇和排斥。而这些农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也不能融入城市。他们进城的路还很漫长。     

没落的农民身份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宏大背景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对当代农民的命运以一种新的关系（视角）即农民与城市及由此生成所谓的农民工的尴尬身份进行原生态写真，及时还原了当代农民在传统身份（及其内涵文化）没落之后生存处境的尴尬、艰难和精神困境。《高兴》是贾平凹继《废都》《秦腔》之后再次对时代情绪深度把脉并给与准确传送的“社会记录”的写实之作。     

从《高兴》看贾平凹对新农民形象的建构

长篇小说《高兴》是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贾平凹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经历了从旧式传统农民到新农民的变迁轨迹,在贾平凹小说《高兴》中塑造了异于传统农民的特质突出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并赋予小说主人公以深刻的寓意。     

从《高兴》看贾平凹小说风格的新变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讲述了一个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状态，小说的主旨在探讨离土的农民，如何在城市扎根。《高兴》是一部标志着贾平凹创作思路和叙事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小说，它没有像《废都》《怀念狼》甚至《秦腔》那样，继续他的颓废、挣扎和怀乡，而是掉转手眼，通过褪尽铅华、隐去技巧、简约而索朴的叙述，宽容而微笑地捧出他对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下层人的柔软和温暖；《高兴》体现了贾平凹从尘世挣扎和心灵搏斗，走向了顺乎自然的静观，脱去了纷乱变形的精神意象，走向了清澈而唯美的简约写实，实现了对他早期朴素创作风格的超越式的回归。     

洞察“天气”的智慧

以前读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古炉》,我总能够感觉到一个时代的命运。感觉到贾平凹的悲天悯人。如果说,小说中作家还能偷偷在书页的一角藏起来,那么散文无疑就将作家的整个心铺在纸面上,最见情怀。在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天气》中,我读到了贾平凹洞察“天气”的智慧。     

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

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高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工形象——五富。五富被迫走进城市,努力抗争命运的残酷,最后又被城市所吞噬。整部作品中,五富是仅次于主人公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其叙事功能,还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映衬,还是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表达、深化．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五富既是乡村文明的体现者。也是城市文明的见证者,是作品中唯一一个最充分地体现了双重文明的艺术形象。五富的身上寄予着作者对乡土文明的爱与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

《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个进城农民的故事。祥子的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骆驼祥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作品,而且也将帮助我们认识当代生活,尤其是那些与农民进城有关的问题。     

《高兴》的城乡冲突意识管窥

长篇小说《高兴》叙述了以刘高兴、五富为代表的农村人进城的悲剧,他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自身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所以,进城后不久便沦落为城市的底层社会群体,而且受到了城市的冷遇和排斥。     

论《秦腔》人物塑造的艺术特征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表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广大群众在面临传统乡村生活即将终结的背景下心灵的悸动与命运走向。作者发掘了传统文化衰落中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人性深处的微妙变化,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独特的艺术追求。     

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质朴、粗拙,不假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以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触摸到中国城乡社会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展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困境,真切地叙写了刘高兴乡下人进城后在城市中的挣扎、无奈和迷失,凸显了乡下人与城乡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和困境。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

新世纪乡土小说根据书写场域的变换可以分为"在乡"、"进城"和"返乡"三种典型的叙事模式."在乡"叙事对乡村的封建意识和权力政治进行批判,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进城"叙事关注农民离乡进城的生存状态,城市又成为罪恶的渊薮,透露出对乡村的浪漫怀想与回归传统的强烈意识;而再次由城到乡的"返乡"叙事则揭示了市场观念冲击下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没落,在城市中殷殷展望的可爱家园又温情不再.当文学对象在"乡村-城市-乡村"之间发生转换后,三类叙事对城乡的想象所出现的悖论性书写,以及作家对城乡的情感向度所发生的钟摆式摇晃,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     

隐形的对抗和拯救的圈套——重读贾平凹的《高兴》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洪流中,以农民进城为叙事架构的贾平凹的《高兴》也被视作底层叙事的重要收获。不过,从小说对主人公刘高兴进城原因的超然选择到拾荒者和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设定;从以拯救为目的的故事原动力到对城乡关系裂隙的缝合,都显示出贾平凹超越性的价值寻索和审美诉求。尽管故事最终以五富的死亡为终结,但毫无疑问《高兴》已经与底层叙事纯粹的苦难展示、悲情控诉划清了界限。     

“超生移民”的管理尴尬

十几年前脍炙人口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的是农民为了超生而四处游荡的事。如今,10多年过去了,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其超生问题也日益突出。     

论贾平凹小说的幽默与讽刺艺术

幽默与讽刺艺术在贾平凹《秦腔》《高兴》等作品中几乎甄于至境。它不仅与作家的"流年式叙写"紧密结合,使文本中"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变得趣味横生,而且生活/艺术真实性和思想批判力进一步得以彰显。贾平凹幽默、旷达的心境促使其创作迈向苍茫大度、气宇宏阔、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他深受古典与民间文化滋养,又接续"五四"以来的幽默/讽刺文学传统,他的艺术探索为丰富、拓展当代乡土叙事作出了重要贡献。     

城市异乡者——关于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农民对城市的强烈向往,进城务工农民群体迅速扩大,出现一群"城市异乡者".他们努力地追寻城市精神身份认同,但在城乡文明的冲突中,他们处于悲苦和尴尬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悲剧性的命运.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徐德明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对农村与都市之间人的命运的表现,已成为当下小说叙述的亚主流表现方式。小说叙述者代乡下人传达心音,体现其在城市现代化的各种权力关系中挣扎的生存方式。叙述主体的多样性是不同地缘的乡下人进城之差异的表现。这种叙述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构成的对话,将会对重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书写发生影响。“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下与历史两个维度上与物质、文化语境展开对白…     

《桃花扇》中意境阔大的“渔樵话”

明清戏曲中,"渔樵耕牧"形象及"渔樵话"已形成了一种内容相对固定的特殊意象。"渔樵耕牧"不是描写真实的渔夫、樵夫、农民及牧人的生活,而是表现一种散淡闲适、超然物外的情致。"渔樵耕牧"实际是中国古代文士心目中的一种特殊景象,是古代文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人生境界——自由超脱、潇洒不羁、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一般"渔樵话"的关注点都是个人命运的得失,实际上是"文人话",是古代文士们思考权衡人生得失取舍的"心语"。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渔樵话"结束全剧,其立足点及精神境界全然不同:它没有对渔樵们散淡生活的夸赞,也不是对过往英雄业绩的"笑谈",而是抒发对历史命运的感悟。这番"渔樵话"不仅使《桃花扇》这部写实的历史剧有了言犹未尽的"余韵",同时,也使这部剧作所描述的历史、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有了一种理性的升华。     

文学中的“农民进城”专题

主持人语作为一场持续的社会现代化运动,中国社会的"进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总体的"进城"速度大幅提升,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一系列由"农民进城"带来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分布在社会的不同层面,既关乎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又牵连到长远的精神伦理秩序。近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侧重的多是其中较为现实的一面。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文学对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