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高平亲征与扫平西部割据

刘秀(公元前6—57年),即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年至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新莽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与兄刘(纟寅)于公元22年聚众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公元23年(更始元年),更始帝命刘秀行大司马事,徇行河北.此举成为光武帝自河北定天下的契机.公元24年,受封肃王.期间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联合贵族势力,击败铜马、招降赤眉等起义军.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称帝于(高阝)南,定都洛阳.本文仅就刘秀称帝之后,即建武元年至建武八年期间,为讨伐公孙述、隗嚣割据势力,统一全国而御驾高平(固原)亲征前后略作论述.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论河内郡在刘秀复“汉”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河内郡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山河怀抱地带,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是河北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王莽篡汉后,刘氏皇族后裔南阳的刘縯、刘秀兄弟于家乡舂陵起兵,讨伐王莽的大"新"政权。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冬之际刘秀率大军占领河内郡,以河内郡为基地,展开了北伐、西进、南征的复"汉"军事战争,跨越黄河,定都洛阳,最终统一了天下。在复汉战争中,河内郡起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大本营和战略的桥头堡作用,是复汉的基石所在,地位至关重要。     

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冯异传》。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大肆镇压赤眉军。公元26年，刘秀派大将冯异进攻赤眉军，结果在回溪为赤眉军打败。后来，冯异设埋伏取胜，使赤眉军遭到失败。刘秀在写给冯异的诏书中褒奖冯异说，虽在回溪失败，但最终在邑池取得胜利，“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东方，日串东方，东隅指早晨。桑榆，日落时余光照在的地方。这个成语比喻初失之而复得之。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     

略论刘秀的军事思想

刘秀兴复汉室,整顿吏治,发展社会经济,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东汉一百九十余年统治,是我国古代有为的政治家,史家论述颇详。然就其指导统一战争的实践来看,他不仅具有杰出的指挥才能,且在建军、用兵、战略诸方面均见识过人,也是一位有识的军事家。为此,探讨刘秀的军事思想,对于全面认识刘秀,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一、独树一帜的军事原则以文吏典军是刘秀的建军原则之一。更始元年,刘秀安辑河北,时王郎自立于邯郸,“郡县得王郎檄,皆望风响应,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为了讨平王郎,刘秀籍二郡之兵力,命邓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又署从行北渡的文吏王霸、冯异、銚期、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秦汉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均与汉水流域有重大关系。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看,秦在战国后期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一棋;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自汉水上游汉中开始建立帝业,刘邦定国号为"汉",包含有君权神授、入主中央、主宰天下的政治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核心政治集团则基本来自汉水上游之南阳。两汉时每当中原战乱发生,就有不少难民流寓汉中、荆襄。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汉中、南阳与关中、中原的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往来对秦汉王朝也有重大意义。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即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     

光武帝刘秀研究辨疑

在对光武帝刘秀的研究中,认为刘秀之母姓张、樊重是光武帝之舅、刘秀母卒于元始三年、刘秀父先为南顿县令、刘秀与族兄刘嘉为太学同学、刘敞是刘秀的族兄、刘秀屯田在建武四年、刘秀"省并西京十三国"为"八国"九国"十国"等说法,皆为对史料的误解。而对刘秀入太学读书在"天凤"何年的千古之谜,也做了具体的考证和破解。     

王莽官制述论

官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重戛内容之一。这项改革始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直到新莽覆亡(公元23年),前后持续了二十四年。代新而立的更始政权,以及割据天水的隗嚣、齐地的张步等,也曾沿用过王莽官制。公元二十五年,刘秀经略河北,“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①,开始废止王莽官制。随着刘秀统一全国战争的进程,王莽官制才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废止。稽诸史籍,王莽官制作为一朝制度,确曾在全国推行过,这也为居延出土的王     

试论“光武中兴”

刘秀自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于春陵发愤起兵,“昆阳之战,威震天下”。不到三年,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不久,定都洛阳,重建汉室;十余年间,夷灭群雄,“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明帝纪》中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刘秀中兴汉业,功绩卓著,历代受到赞誉,史称“光武中兴”。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刘秀所以能够取得中兴伟业,并非偶然,值得探讨。他“拨乱反正,以宁天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务悦民心”,改革弊政。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以致怨声载道,哀鸿遍野,不仅弄得“农商失业,食货惧废”,山河破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刘秀“长于民间”深知“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利用民心思汉,“廷揽英雄,务悦民意,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为了取悦民心,首光是平狱赦罪。刘秀针对王莽大兴冤狱,“狱多冤结”,政令酷繁,人人自危,早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持节经略河北时,就“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使“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建元同时,大赦天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又大赦天下,并下诏明确指出:“顷狱多冤人,     

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下)

(四)檀乡军、五校军、五楼军檀乡军原为力子都部的余众.力子都的起义,史书上有两种说法.《汉书·王莽传》以为天凤五年(公元18年)起兵于琅邪."天凤五年.是岁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六年.……是时关东饥旱数年,力子都等党众寝多."《后汉书·任光传》则以为起兵于东海."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众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琅邪、东海本系邻郡,似以《后汉书》所记为是,力子都的队伍声势甚盛,刘秀利用其名义恐吓王郎,收到一定效果.力子都失败以后,余众与其它农民军汇合,在檀乡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欧阳修柳永之艳词比较

欧阳修的艳词多写下层官吏与妓女之情,柳永的艳词多写落魄文人的狎妓;柳用长调笔法,铺叙延展,欧用小令笔法,遗貌取神;柳以平面叙述,突出人物心态,欧以立体描写,突出人物声情;欧追求雅正,柳不免卑俗;他们都向民歌学习,使其走向艺术生命的旺盛。欧的艳词得到后代文人的曲意辩护,柳的艳词受到种种不应有的责难。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吴兴沈氏的士族化及其相关问题

沈氏各房支的士族化,尽管途径有差异,时间有先后,却莫不通过依附皇权而得实现,且在士族化后,仍将党附、卫护皇权作为隆身显家之道。同时也正因为沈氏宗人有意通过党附皇权而渔利,故难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而深受其害,是以该宗族屡罹祸难。然而,一则得益于乡里根基的雄厚,二则受惠于尚武特质的保持,吴兴沈氏在刘宋一代始终厕身于士族行列。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