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

宋朝与高丽的“朝贡贸易”，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军事目的起主要作用，这种贸易反映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基本面目。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     

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

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 ,是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 ,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 ,康熙末年以后 ,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文化上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宋初对夔州路的少数民族政策

宋初夔州路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蕃纷纷前来朝贡。统治者控制这些地区主要采取赏赐朝贡、任用土官、夷汉异法、互市贸易等政策,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加以约束、防范,限制他们朝贡人数规模,在周边地区保有一定威慑性的军事力量。自五代以来,夔州路少数民族地区不通中国的局面得以改变。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

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 ,主要包括唐政府对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的管理。朝贡贸易作为唐政府与海外诸国沟通政治关系的辅助手段 ,由唐政府一手操办 ,有其特殊意义。市舶贸易作为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通常的海外贸易 ,也由唐政府进行严格管理 ,并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前后变革过程。总起来看 ,唐代海外贸易主要由唐政府所经营管理 ,商品贸易受政治权力操控是其主要特点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宋朝赏赐制度运行中的利弊博弈

赏赐是宋朝重要的治驭之术,利弊并存。弊端主要表现在赏罚不公,赏格不够明确,赏赐过多过滥,统治者任意执法,贪官污吏侵吞物资,赏赐物品质量低劣、发放延时等方面。赏赐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着力防范武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背景,以及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等。赏赐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和影响:加重朝廷经济负担,给国家财政支出造成一定的压力;扰乱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给社会增加若干不稳定因素;促使吏治愈加黑暗,助长武将贪财黩货之风,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等。     

论明朝西域朝贡贸易政策的得失

明初统治者在"顺性而抚"、"以诚相待"观念指导下,在西域地区实行了"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政策。在明朝中央政府主导之下,明初西域朝贡贸易规模庞大。为了保证朝贡贸易有效进行,明朝中央政府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有明一代,西域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是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宋代地图学的发展与苏轼对地图学的关注

宋代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刊印了大量的地图和地图学著作。地图日益被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人重视。苏轼对地图学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学的系统下,以解读《禹贡》为契机关注地图学;二是在治政实践中,重视地图的军事价值。     

宋代书禁法述略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颇为复杂的时期,为此宋王朝立有严厉的书禁法以防国家军政信息被泄露。宋代书禁法以皇帝的诏敕为法律形式,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两宋逐渐走向完备。然而,宋代书禁法的实效却不甚理想,触犯书禁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当时文化、经济、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略论唐宋时期的运河管理

一部大运河的历史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全部历史文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唐宋时期,大运河是联系国家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纽带,直接为"国命所系",朝廷非常重视大运河的管理。漕运的有序管理,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宋代澉浦镇兴衰轨迹再探

北宋中前期,澉浦镇完成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的转变。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前期,其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南宋后期,澉浦镇渐趋衰落,其衰落与鲍郎盐场的分立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当时南北政权的政治军事格局转变相关。端平以后,蒙元发动灭宋战争,南北关系趋于紧张,澉浦镇作为临安门户,军事地位凸显,影响其海运事业,遂至衰落。澉浦镇的兴衰转变展现了南宋时代江浙地区通商与海防的矛盾,促使我们去反思江南市镇发展史的“延续性”问题。     

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前期酉水流域最大的“蛮人”集团溪州彭氏与宋廷保持着博弈关系。一方面,他们充当着边地守护者,负责维护“蛮”汉交界地带的秩序,平定其他人群的叛乱,以此换取宋廷的赏赐,亦提高其在地方的统率力;另一方面,当宋廷的边地政策或地方官员的举措损害其利益时,则会利用其影响力起而叛乱。尽管在经济与军事上处于优势,但宋廷对湘西边地的政策以抚绥为主,经济制裁和武力威慑为辅,不主张介入“蛮人”内部事务,反对轻易挑起边衅。平定彭仕羲之乱,成为宋廷在湘西边地建立正式行政区的前奏,为内地边疆最终纳入统一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     

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

宋初,接受中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这种加强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朝政权巩固以后,特别是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矫枉过正即过度集权的问题,但宋朝统治者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相反,却继续加强集权,从而给国家管理造成种种弊端。这种过度集权表现为朝廷大臣不能独当一面,将从中御,上下级官员隶属关系混乱,地方政权软弱无力等。过度集权弱化和模糊了管理层次,使管理僵化、脱离实际,不但在当时造成恶果,而且对整个宋代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宋人已有较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北宋定州军事特质农业发展管窥

定州在宋代政治军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军事的作用对定州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使之具有很深的军事特质.无论在土地的使用,还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种植方面都具有军事色彩.通过对定州这一时期军事农业的研究成因,并对此时定州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历史的考量和思索.     

何承天军事思想论析——以《安边论》为中心

南北朝争斗初期,何承天立足于刘宋政权的军政现实,汲取前代及当代与北方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撰著《安边论》一文,着重提出和全面阐述了"安边制敌"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刘宋及整个南朝的军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试论“绍兴和议”的签订

＂绍兴和议＂（也称＂皇统和议＂）是宋、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实力对比下的产物,是在双方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双方的军事力量上看,宋军的力量弱于金军;从双方的经济实力上看,南宋的经济实力强于金朝;从双方的政治组织能力上看,宋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较之金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低下。＂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转折点,是双方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