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其农村贫困问题比较突出,不仅影响天祝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甘肃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带来了很大困难。分析研究天祝县农村贫困现状、贫困程度、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典型贫困户的基本状况以及致贫的重要因素,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以缓解和逐步消除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把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好用足,促进天祝县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使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后向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迈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政策、农民与农村贫困——一个“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根据结构化理论,农村贫困是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农民,对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其行动却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和国家政策下进行的,因而无法摆脱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农民总想摆脱贫困,但总是又无法摆脱贫困。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     

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农村贫困人口脱困问题,而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在基础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医疗保健和转移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足,而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则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务工就业收入等途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贫困。统计检验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公共投资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对缓解我国农村贫困有显著效果,培训投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愈被重视,迁移投资对我国农村贫困并未起到明显缓解作用,但不容忽视。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强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有效减少农村贫困。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文章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     

水资源产权制度对松花江流域农村贫困的影响

制度具有系统性、稳定性、权威性、可操作性的特征。松花江流域农村贫困的致因复杂,从水资源产权制度角度来分析松花江流域贫困问题,可以为研究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思维空间、独特的观察视角。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 21 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变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21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蛮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苏北地区农村贫困新特征与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自2008年以来,江苏省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工程,到2013年在全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大大缓解,但相对贫困现象却日益突出;针对苏北地区贫困的新特点,江苏省的扶贫开发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多维化,开发式与救助式扶贫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贫困在我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广泛存在,其中老年人口相对于青年人口而言更容易陷入贫困,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在老龄化背景下还面临着严重的代际矛盾,更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就需要政府在农村原有的“五保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对老年贫困人口进行分层分类救助;加大对农村医疗救助的投入;将社会救助与子女养老挂钩;在农村实行教育救助,对预防老年贫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