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内忧外患的施政环境中，由于军权的介入，制度上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陷入了困境。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两者之间是平行及互不隶属的关系，但行政院应当处于权力的核心。然而通过各省市停办自治办理保甲的程序考察，发现行政院制度上的权力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行政院权力运行出现困境，必然导致军政一体化的产生，其后果是阻碍了国民政府治权的真正实现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性质的转变——以浙江省为中心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保甲的性质在抗战前后先后经过了由自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转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构建基层政权中自治与控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国民政府的这种困境在保甲制度上有集中的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是基于孙中山糅合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所形成的独特制度理念的具体实践。皇权崩溃后权威缺失的政治环境是新生制度成长的土壤,五权宪法是该机构成立的理论前提。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定都南京后,实行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掌握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院成立。行政院具有政治现代化的意愿,但受国民党政党组织与政治环境之局限,难以展现行政新气象。     

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会议是村级最高决策形式,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会议难以发挥作用,而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取代村民会议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因此,村民代表权力的运作的合法性就成为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对村民代表应然权域和实然权域的考察发现,在村庄事务中村民代表的权力运作,既存在着越域,也存在着限域,很多情况下两者并存。要克服上述困境,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公民教育,探索出消解村民代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性困境”的路径。     

论法律监督与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的改革

公诉权作为检察权的主要权能之一,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但是关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归属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公诉权的性质界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二是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无论从公诉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还是从公诉权的运作特征和表现分析,法律监督均是公诉权的本质属性。公诉权的具体配置和实际运作应当以实现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原则和目标。但是,由于司法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立法的不完善,公诉权在权力配置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导致公诉权的行使未能回归理性状态。针对公诉权在配置和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应当更新公诉理念、扩充公诉裁量权的范围、增设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健全撤回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行政公诉权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对华北危局的应付

1932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先后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拥有各自特点:军分会应付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的"华北施策";政整会在行政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冀察会应付了日军策动的"自治"。它们的共同点是密切了华北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效地应付了华北危局。     

权利还是权力:民族区域自治研究中一个难解的课题

在政治学中,权利指的是一种政治资格,体现的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身份以及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时的价值取向。权力指的是一种控制力和影响力,政治权力是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控制力和强制力,是国家政治体系中实现资源分配的手段。权利决定了国家权力分配与结构,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政治保障。在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权利的平等,更要注重国家权力结构中民族区域自治权力的优化和完善,注重国家"有限授权"下民族区域自治权力的实际运作,这是不断完善、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试论高校学术权力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简

学术权力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权力之一。落实学术权力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之义。当前,高校在学术权力方面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学术权力不断弱化、异化与分化。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行政权力、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内部管理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因此,明确界定政府与高校的权力边界、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回归学术本源,是解决高校学术权力困境的重要路径,有利于高校更好地维护与合理地行使学术权力。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困境和出路

指出行政复议机构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我国行政复议实践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虽然对复议机构的职权规定和机构设置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分析了现行行政复议机构设置与运作中的不足,从复议机构的职能优化、设置原则、模式构建及完善立法等方面对现行复议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建议,旨在摆脱当前复议困境,有效实现复议目的.     

社会公平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伦理困境的解构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各国行政法中最具共性的部分,是实现政府职能所必需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出现自由裁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极具重要价值。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教育活动 ,它涉及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许多方面。就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上政府对高校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陈旧 ,高校办学自主权缺乏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学校领导自主权的“外控” ,党政权力的扩张和难监督 ,党、政、学关系未能得到有效理顺 ,人事管理体制落后等。对此 ,文章提出了一些解决的策略。     

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所以陷于困境,关键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不顺.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过于集中的地方党权,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的人民法院,不完善的行政诉讼法,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身陷困境的主要原因.     

寻找新的起点--关于中国行政法起源的思考

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行政法 ,中国革命根据地时期 ,由于不具备正式的国家政权 ,也不可能存在行政法 ,即使是新中国政权建立后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 ,行政法终未能产生 ,只有在体制改革之中 ,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 ,为行政法的产生提出了要求 ,也提供了基础 ,中国行政法方能应运而生。中国行政法的一切形式必须到体制改革这一源头中去寻找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单一制与联邦制下的行政监察效能比较——对传统认识偏差的两点修正

行政监察系行政权力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行使权力过程和结果的察看与督促,因其明显的行政系统内部性特征而遭遇传统权力监控理论视域的不信任偏见,同时传统观念对单一制政府与联邦制政府下的权力监控效能优劣也存在某些认识偏差。从行政监察效能的角度切入考察,可以对这两种既有认识偏差做出适当的修正。     

香港行政法制的启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观察和联想

香港行政法制富有特色法律在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推动和支持着政府管理;特区行政以灵活方式实践法治,既恪守严格法治主义高度尊重社会自由,又克服僵化法治主义积极拓展人权内涵;严谨而宽容的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框架内并容忍行政自由;程序法治建立和发展着行政与社会和市民的对等、对话和对抗机制,促进行政民主和公开;别具一格的香港申诉制度特别是申诉专员制度促成的行政合理建立起社会和市民对行政的认可和信任;英美法系式的司法审查制度维系着权力制约原则并在发展法治行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香港行政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对内地行政法制建设有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