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班固汉赋“四分法”评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现存最早的文学目录 ,主要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以及辞赋作品 ,其中著录屈原、宋玉、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计七十八家 ,一千零四篇。除先秦的赋家赋篇外 ,有汉赋七十二家 ,九百四十篇 ,分为四类 :屈原赋 (共计二十家 ,三百六十一篇 ) ,陆贾赋(共计二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篇 ) ,孙卿赋 (共计二十五家 ,一百三十六篇 ) ,杂赋 (共计十二家 ,二百三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班固在《艺文志·序》中明言 :“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     

司马相如与扬雄论略

司马相如和扬雄均为西汉散体赋代表作家 ,并各自在创作上取得了较高成就。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生观、文学观的作品意蕴等方面的不同。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试论贾谊的礼学观

试论贾谊的礼学观华友根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在世３２年，时间虽短，但对西汉一代礼乐、正朔、服色、官名等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礼学观对于西汉一代的礼乐建设关系重大，在中国礼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贾谊为礼下了不少...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作为杰出的赋家 ,其赋内容上包蕴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关心国计民生的理念 ,顺应自然、旷达开朗的襟怀 ,务实合理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追求等 ,以及美景、真情、妙理的和谐融合、小中寓大的自然物象、神思妙想的奇幻境界等审美品格和特色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

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兴盛阶段,从东汉末期开始由体物逐渐趋于抒情。魏晋之后,由于诗歌的再度勃兴,赋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从诗歌中吸取养料,将诗的意境刻划融入赋的创作之中。大大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使赋向形象、精致、含蓄、深邃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对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生命一体化和生命能量转换理念的艺术显现——先秦两汉文学中的伐树折枝事象

先秦两汉文学中出现的伐树折枝事象 ,往往渗透文人的生命理念。人们是从生命一体化的观念出发去沟通人和树 ,用生命能量转换的观念去表现从树木到器具的变化。在出现伐树折枝事象的作品中 ,有的是表现道家的生命观 ,有的是展示儒家的价值观 ,尽管立足的基点不同 ,但都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关爱。乐器赋所表现的生命能量的转换 ,显示出前后一致的属性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谈古代公文的文质观

公文作为＂贯道之器＂、＂政事之先＂,应体现实用、清新、质朴的文质观,但是,我国古代公文的文质观却因不同朝代推行不同的文化政策等原因略有区别。春秋战国时期,文章主要是以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些＂文＂的要素。秦朝＂尚质而不文＂,西汉初期以朴实简明、宽博深厚为主流,但自西汉中期以后至唐初,受大赋、骈文影响,出现侈丽、浮华倾向,明清时期又出现了繁琐、八股之风。面对这种不良的文质观,当时的统治者及文章大家通过颁布法令、＂整风运动＂、身体力行等措施极力倡导平易自然、反映现实的文质观。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西汉王朝对外思想述论

“华夷之辨”是西汉处理邦交关系的理论依据。先秦“五服制”所构建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对于西汉“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汉匈战争背景下的“修攘制御”和外交经营,不仅反映了西汉人的地理观念,而且体现了西汉全方位经营的外交理念和对外交关系制度化的追求。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长门赋》真伪新论

整个南朝时代都公认《长门赋》是司马相如所作.宋代从讨论《长门赋》赋序的不实开始,最终发展为对赋本身真伪的怀疑,但宋以后对《长门赋》的这些疑问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无确凿的依据.此赋当作于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之后,以陈皇后为蓝本,抒发离宫宫人之忧.赋文内容不违背西汉史实,构思朴拙,文辞古奥,押韵也合乎西汉和司马相如文章辞赋押韵规律,现有论据不足以否定司马相著作权.     

从咏鸟赋看汉赋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

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学自觉历程是漫长的,这种自觉意识在西汉已经出现。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则西汉咏鸟赋反映了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东汉咏鸟赋体现了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而建安咏鸟赋说明文学自觉性的真正成熟。所以魏晋文学自觉的形成,是经过汉代作家几百年的努力才达到的。     

马克思权利观视域下的大学生权利

大学生权利是基于马克思权利观视域下的探析,是高等教育深层次改革的立足点。以马克思权利观的人赋本源论、自由内涵论和权利与义务运行论为视阈,科学表述大学生作为特殊主体的权利依据、权利内涵与权利运行。提出了德育注重自治是马克思权利自由观之本质实践的基本要求;智育注重自学是对马克思权利人赋论之证成的有效回应;体育注重自强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有效贯通;美育注重自尊是马克思关于权利义务运行思想的有效保障等自为主义途径,树立大学生自在、自觉和自信的权利理念。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道德经》宏观医疗理念探究

医疗理念是关于疾病诊断与救治的基本思路与观念。宏观医疗理念指的是从人与社会、人与天地自然等整体关系上来看待疾病成因与解决路向的观念。《道德经》宏观医疗理念主要包括道法自然、万物有序的生命观,阴阳失衡、多欲伐生的疾病观和持守三宝、致虚守静的疗治观。在这三大模块中,生命观是基础,可视为"体";疾病观、疗治观是"两翼",可视为"用"。三者构成一体两翼、体用联通的完整体系。《道德经》宏观医疗理念的总特点是"身国共治",这种宏观医疗理念在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当今个人修身养德以及社会诊疗、国家治理依然具有启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