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杨守敬之母黎氏墓志铭考释及相关问题刍议

杨守敬是清末民国初年湖北宜都的知名学者与大书法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成就斐然。以杨守敬为核心的"杨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其母亲黎氏墓志铭的发现,为研究杨守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本文即对杨母墓志铭及其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作浅略的考释与讨论,以期扩展和丰富"杨学"研究。     

三海岩的开创者——北宋陶弼墓志铭考释

北宋陶弼工诗文,为官颇有治声,亦是广西重要人文景观三海岩的开创者。逝世后黄庭坚、刘挚为其作墓志铭。永州新见陶弼墓志铭系其生前友人李时亮撰写,于零陵金釜山发掘出土,是三种墓志铭中最早的一种。对照该出土文物,陶弼的生平家世得以进一步考正。     

科学家的墓志铭

1727年，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逝世了。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他以近于超人的智力，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与形状，彗星的轨道和海洋的潮汐。……让人类欢呼，曾经存在过这样伟大的一位人类之光。”     

元代《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考释

元朝《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墓主人瑞童的介绍,补充了《元史》有关察罕家族及粘合氏的记载不足。从中亦可管窥元代民族关系和谐的一面。     

欧阳修女性墓志铭探析

欧阳修作为北宋的一位伟大散文家,对应用文的写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墓志铭这种应用文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中,有二十二篇女性的墓志铭.他运用以小见大、主客相形、含情于铭等手法,勾勒出敬爱父母、侍奉公婆、辅佐丈夫、教育儿女的孝女、贤妇、慈母的女性形象,反映了欧阳修的女性观及对女性墓志铭写作的创新.欧阳修的女性墓志铭对后世女性墓志铭的撰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     

冷漠者的墓志铭

西汉的郅都，后人对其评价不错：刚正不阿、不畏权威、忠心耿耿……翻翻史书，这确实不是虚誉。那时，豪强地主横行，一个个飞扬跋扈，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比如济南的大宗族瞩氏，几任太守都惩治不了。郅都一到任，二话不说．挥刀砍掉了首恶的脑袋。首恶被杀，瞩氏三百多户安分了许多。     

曾广江墓志铭考

2002年11月,因城市建设之需,长沙市考古队在长沙市大托铺机场口发掘了一座古墓,通过棺内青石板制的墓志铭,确认墓主人为曾国藩之侄孙、曾国荃之孙曾广江。该石刻现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刻铭文如下：     

略谈《汪道昆墓志铭》的价值

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汪道昆多有研究，其中徐朔方先生的《汪道昆年谱》和汪超宏先生的《〈汪道昆年谱〉补正》对汪道昆的家庭、交游、仕宦、著述与戏曲活动作了翔实探讨，是今所见引征材料最为博赡者。但由于条件所限，两著皆未能看到明俞均的《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汪南明先生墓志铭》，他人著述中亦鲜见之。今蒙台湾元智大学罗凤珠教授赐赠《墓志》复印件，得以略述其要。     

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

王宰是武宗平定泽潞战役中的重要将领,然《旧唐书》未为其立传,《新唐书》虽有传,但失之过简,致其生平晦暗不明,而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王宰墓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然而比读墓志与传世文献,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巨大差别。本文即通过对两者的比读,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代表着私人立场的墓志文献中的虚美与隐恶,从而展示了不同史料的多元层次。     

《清授光禄大夫沈公雨人墓志》考释

江苏连云港市博物馆藏有《清授光禄大夫沈公雨人墓志》,墓志记载了清末民初连云港海州地区的著名实业家沈云沛家世生平、性格仪貌、仕途经历等,通过梳理相关内容,为研究志主及其沈氏家族提供了实物资料。     

从王绾墓志看唐代私家奴婢生涯

洛阳新出土的墓志记述了中唐时期王绾李如愿藏夫妇在官吏杨彤家数十年的奴婢生涯,他们伺服三代主子,关系融洽。无论是主人得意于京城官场还是流放于岭南蛮荒,是平反回归于长安还是投靠亲戚于洛阳,私家奴婢的生活遭际随处体现着主仆之间尊贵卑贱的阶级差异。在良贱制度强制压迫下,奴婢的社会地位不因主人的荣辱浮沉而有任何改变。但是个别官宦人家为纪念值得褒扬的奴婢撰志刻石随葬,使之获得良人才能享用的丧葬物品,是极为特殊的个例。     

施氏族谱、墓志真伪辨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施耐庵族谱以及多方墓志（地券）资料的真伪分析,结合传世族谱的问世时间和内容,传世族谱有后人附会的嫌疑：出土墓志（地券）格式、内容和一般墓志有异,且与施耐庵关系含糊,同时墓志内容也有诸多错误,墓志和族谱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结论是现有资料不足以证明施耐庵和兴化施氏的传承关系。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