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乡村建设

在农业开发背景下,明前期北方乡村社会保障与农业生产条件的缺失,造成北方地区有灾则荒与乡村社会脆弱化的后果,灾荒一体化成为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社会现象,北方乡村社会实际上成为"灾荒社会".灾荒、人荒、地荒等"三荒"形成事实上的地理耦合.     

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

相对南方而言 ,作为明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是经济落后地区。明朝的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及实践、北方经济开发与社会整合中不切实际的盲目作为 ,加之临灾与灾后社会控制的失措是北方灾荒频仍的症结所在。土地兼并 ,徭役繁重 ,农民极度贫困 ;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生产几于崩溃 ,土地抛荒 ;灾民逃亡 ,社会组织结构趋于瓦解 ;阶级、民族矛盾激化等凡此因灾荒的社会控制失误而孳生的北方地区社会问题累及南方进而拖垮了明王朝。     

中国现代史的又一项开拓——读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阻滞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不能低估自然灾害。灾害自古即有。《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曰:“凡火,人火曰火;夭火曰灾。”这里把自然发生的火患称作“灾”。随着历史的演进,“灾”被泛指水、火、旱、虫等自然灾害。不过,灾害与灾荒并非同一概念。灾害是自然灾变所致,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灾荒是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如果自然灾害变成社会上的灾荒,这就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了。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水旱灾害2085次,几乎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他风、电、蝗、疫等灾害则不计其数。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天灾,加强了     

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解读1936年四川大灾荒背景下的刘蒋关系

1936年春夏迁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灾荒,由于川省地方政府未能对灾荒有一个精准的统计,使整个报灾和赈灾显得异常被动;同时由于川省政要的地方观念,外界对川灾知之甚少;且当时蒋刘之间的特殊关系,更使南京国民政府对川灾的勘察和赈济滞后,致使万千灾黎蒙受了巨痛。关于救济川灾一事,其表层反映的是报灾与救灾过程中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纠葛,实质上反映了特定时空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艰难互动及其影响。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中国自古是个多自然灾害之国,民国时期灾荒更加频繁严重。其特点是:年年有灾,连年不断;灾域广泛;多灾并发,往往几种灾害同时同地发生。其危害严重而深远:灾民遍地,大批死逃;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减少;交通和工程设施被中断和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反动派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战争频繁,加重和制造了灾荒;水利长期失修、破坏;植被严重破坏。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1942年河南大旱灾对地权异动的影响

历史时期,灾荒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灾区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荒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灾民为活命而失去土地便成为很自然的过程。1942年大灾过后,土地回赎诉讼之多,纠纷之繁,成为灾后公私场合议论的焦点。对于灾民来说,土地回赎的道路充满艰辛,尽管有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土地回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社会时期构建和谐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者是想象而已。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灾荒与社会紧密联系,灾荒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而社会对灾荒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嘉道时期灾情严重:一是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二是东南各省灾害发生频次增加,三是特大灾害频发。为此,政府实行荒政,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可见这个时期救灾特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关联,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     

湖流域防洪体系中的洪水保险分析

防洪保险是防洪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非工程防洪措施。太湖流域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城镇最密集的产业走廊。流域内呈现了城市现代化、乡村小康化、城乡一体化的面貌。但流域内地势平坦 ,为典型的河网地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水灾损失逐年增加。建立太湖流域洪水保险制度从洪灾损失趋势看是很有必要的 ,就经济发展水平看也是可能的 ,为此从多方面提出太湖流域开办洪水保险的政策建议     

洪水保险的政府运营模式:美国洪水保险计划的实践和启示

洪水灾害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然而洪水保险制度在我国却迟迟未能建立。纵观国际上洪水风险管理体系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洪水保险制度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通过对美国洪水保险计划(NFIP)的法制发展、运营现状、模式特色,以及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洪水保险模式是我国洪水风险管理的可行模式之一;在洪灾风险管理体系中,洪水保险立法应作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在洪水保险计划的实施中,可靠的技术分析以及充分利用商业保险渠道是运营成功的关键。     

水库溃坝洪水数值模拟与防洪管理对策研究

目前防洪措施的制定主要基于定性分析与经验判断，防洪措施集中于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源头控制、法规制定、自然保护区措施、经济手段、洪水预警等方面，缺乏基于定量分析的防洪措施的研究。基于溃坝洪水数值模拟得到的淹没范围、水深和流速等关键信息，对深圳市公明水库的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进行了研究，为区域防洪决策与规划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淮河水患与新中国治淮方针及规划的制定

黄河夺淮造成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繁.1950年前后,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面对淮河洪泛,中共中央迅速将治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先后召开了全国性治淮工作专项会议,制定了治淮的方针与原则,成立了治淮工作的领导机构,编制了治淮规划,为新中国治淮事业的开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推动了治淮工程的全面兴建.     

中希洪水神话母题的比较

洪水神话具有世界性,世界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均有流传,并具有某些相同的母题和因素.从洪水神话的母题入手比较中希洪水神话,从中探寻中希民族文化心理差异.     

洪水神话的主题阐释

母题只是故事的组成部分,对其意义的理解要放到整个故事中来分析,因此,故事研究要超越孤立的母题分析,走向对故事整体即主题的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母题归纳出来的洪水神话,实际上包含着多种类、多层次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有伦理和信仰这两大类,需要我们予以辨析和解读.总之,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一则故事的主题,永远是故事研究的初心和基本使命.     

论《边城》中的洪水意象

洪水在《边城》中是一个死亡意象。老船夫在洪水中逝世意味着审美精神的死亡,从而表明《边城》叙说的是一个关于“美”的大悲剧。     

先秦水灾概说

水灾、旱灾和虫灾并称为威胁古代农业的三大自然灾害。先秦时期,水灾频仍,其基本特点是:龙山文化晚期、商代中期和春秋时期为水灾相对高发时期,多发生在农历的5、6、7月;水灾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平原低洼地带;先秦时期黄河泛滥与迁徙危害性较大;春秋以降兼并战争加剧了水灾的发生。     

基于异常的Anti SYN Flood实现

介绍了SYNFlood攻击的原理，分析了基于异常检测的入侵检测方法，利用信息论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到达目的IP和目的端口的SYN包的概率统计，计算其异常值并和门限值比较，有效地检测出SYNFlood攻击。以预处理插件的形式，将AntiSYNFlood的模块加入到入侵检测系统中，给出了检测流程、主要数据结构和程序框架，并作了相应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