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明代的宫廷教育

宫廷教育是封建帝王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途径,尤其对于那些守成之君,更是如此。开国之君由于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尚可从实践中体察民瘼,总结治国方略。而守成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高墙之内,对于宫廷以外的民间疾苦,只能通过周围的大臣们了解,其文化知识、统治能力等等,也主要靠宫廷教育来培养。有明一代,从朱元璋起就非常重视宫廷教育,以后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按其形式可以分为皇帝自身的教育、皇太子的教育两大类,兹略述之如下。一、皇帝自身的教育皇帝自身的教育有经筵、日讲两种形式。所谓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明代的经筵,始自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自民间,初不识书,但他很懂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朱元璋政治思想刍议

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出身低微,后又入寺,成了一个游方僧人。元末动荡不安的时势,为他成就一番事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他终于成了明帝国的创业之君。如此的出身,如此的经历,使得朱元璋不同于一般的生长于深宫内院的守成之王,而是一位独具个性、思想的英明之主。尽管他在即位以后也曾经满露杀机,屠戮功臣;却也曾立法垂宪,构筑大明封建大厦;而且厚养民生,与民休息。尽管后人对朱元璋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所有作为、都是由他的出身、思想及意识所支配。因此,本文拟对朱…     

研究泰山文化的力作——评袁爱国《泰山名人文化》

泰山在祖国千万座山岳中 ,既不最高大 ,也不最绮丽 ,它之特立独出 ,称为“五岳之尊”,则由其悠久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人 ,从帝王、官绅、文士到平民 ,其内心深处都藏有一个泰山情结。这从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相继登封 ,史籍记载大舜开始的秦皇汉武 ,唐宗宋帝等国家元首举行的封禅大礼 ,以及历代王朝都把泰山列入国家祀典之内 ;也从自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陶文 (是由“日、山”,或“日、翼、山”的象形叠合而成的图案 )的显示其神圣的标志 ,以及民间自古相传的人死后魂归泰山的信仰 ,宋代以后泰山老奶奶 (碧霞之君 )的祠庙香火 ;更…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明孝宗美政与“大礼议”之关系述论

由于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美政颇多的一位难得贤君,且距明世宗称帝之际为时不远,所以群臣在嘉靖初年"大礼议"时的一边倒多是出于真心实意地思念孝宗美政之情。张璁等人议礼时对反对者极为愤恨,对反对世宗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等丑诋之词,但这绝非杨廷和等大臣对张璁等异议者有所打压所能彻底造成的。"大礼议"毫无疑问既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权力之争,但也确实有这两种解释所不能涵盖的内容。     

称谓调遣见匠心——汉代七体赋管窥

汉代七体赋是一种因袭较重的作品 ,但在主客称谓上却能匠心独运 ,推陈出新。本文即从主客称谓入手 ,分析其由现实向虚拟的转变 ,认为《七发》的宾主关系实为战国时期士人帝王师情结的余绪 ;东汉基本道家化的主客称谓则凝聚了先秦以来道家式的审美体验 ,与两汉之际隐逸之风关系密切 ,是文学招隐主题的一种外化方式。最后从文学创作因袭与超越的角度 ,分析了张衡《七辩》主旨的转化和称谓调遣上的进一步创新     

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

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李正中明代共有十六帝，建国以来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津和亡国君崇份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对明孝宗的研究却停留在一般的叙述和介绍。由《历史教学》杂志副主编李梦芝同志撰写的《弘治帝》则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共分“嗣位多厘革”、“...     

《曲礼》"君大夫"释义辨正

本文依据礼制,从多个角度对<礼记·曲礼下>"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中"君大夫"一词的释义进行了辨析,指出郑玄注释之失及后人沿袭郑注之误.     

《帝鉴图说》及其版本丛谈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启蒙教育的传统,《帝鉴图说》便是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士岁的小皇帝编写的一部帝王教材,希望他可以史为鉴,将来成为一位明君。此书因其内容上的雅俗共赏,形式上的图文并茂,自问世以来备受统治者和一般士人百姓一的青睐。四百年间多次释印传抄,不仅有汉、满,日各种文本传世,而且远播云南等边远之地,可谓“流播宇内,泽被士庶”等。对该书现存的四种时代版本和三种清工版本及一种日本刻本进行解     

卢武铉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

卢武铉的对朝政策和思想是其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朝政策基调是促进南北进一步和解，确保半岛和平与稳定。促进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是卢武铉建立南北相互信任，实现南北和解的重要手段，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来自朝鲜、韩国内在野党以及美对朝政策的挑战。     

论先唐封禅文的体式演进

封禅文是劝导、宣扬帝王封禅或在封禅大典期间歌颂帝王功德的文章,以颂德为主,多属韵文,文风庄严,主要赞美当朝君主的功绩,宣扬当朝政权的神圣性、正统性.先唐碑刻式封禅文文风质朴,运笔简约;奏议式封禅文则以当代帝王的功业为依托,在写实的基础上歌功颂德,逐渐远离了赋体,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的馆阁号称蓬山藏室和育才之府,因其地位的非同寻常,故其曝书活动亦倍受关注.期间文士纵观馆库秘书,以知图籍之富;朝延安排旨酒佳馔,以见崇儒之盛;帝王传赐典册翰墨,以宣惠爱之深;文人赋咏题名,尽显风雅.宋代馆阁曝书活动的文化意义在于:提倡文治,优宠儒臣;促进了宋人的翰墨风流;加强了文人的集团性、群体性.     

谶纬的禁绝与辑佚

从历朝历代均要禁绝谶纬来看,实际上禁之不绝;禁绝谶纬虽然主要令出帝王,但帝王往往信仰之。之所以要禁绝谶纬,则在于谶纬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君权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此问题恰恰属于最＂敏感＂的话题,不可讨论。此外,将学术史上对谶纬的辑佚加以展示,可以为谶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指引。     

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

<正> 皮锡瑞渭:“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这是治经学史者的传统观点。张衡早就讲到:“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魏明帝则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作如是论者,其后甚多。但从皮氏所说:“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其故在“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王肃“效郑君而尤甚”,我们反而由此看到:儒家经学在两汉之后虽是中衰了,但也有发展。不过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兴衰,衰的是什么,发展的是什么,都应作具体分析。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更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遭廷杖远谪,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间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独认为邹元标之再立朝为士气沮,君臣道丧之表现,本文试从王夫之此论试析其＂士气＂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