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其人及灭佛其事

认为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     

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灭佛的原因可分为直接显明和间接隐晦两大类。在长安一佛寺中发现搜出了大量兵器、酿酒具、财物、淫室。这是刺激太武帝、崔浩等决心完全消灭佛教的四大刺激物，也是使得灭佛理由充分的四大罪证。由于当时盖吴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声势浩大，严重威胁到北魏的统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发现佛寺藏有大量兵器，自然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饮酒酿酒、蓄财窝赃、淫乱好色，这些行径既违反了佛教戒律，又严重触犯了北魏法令。而北魏一贯严刑峻法。加之敛财还扰乱了吏治。淫乱还玷污了鲜卑人的尊严，亵渎了世家大族的高贵，有民族矛盾和士庶冲突的成分。因而这四类罪证构成导致最后灭佛的四大直接原因和理由。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传佛教史上“会昌法难”和藏传佛教史上“达玛灭佛”两次灭佛事件的比较分析,透视佛教在汉地和藏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条件下所经历的相同过程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试图从中总结出外来异质文化和本土固有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北魏静轮天宫研究——以《魏书·释老志》为中心

北魏静轮天宫为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的标志性建筑,是寇谦之新的成仙理论的具体实施。它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来神仙观念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柏梁之流的建筑理念加以创制而成的。而太武帝灭佛,则与魏太子拓跋晃奏停建造静轮宫有最直接的联系。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佛道信仰变迁

平城时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文化碰撞与融合共存。在信仰文化上,北魏政权改变了原始的自然崇拜状态,转而尊崇代表当时主流信仰文化的佛道,故信仰文化的认同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步伐。佛道间的根源性差异、北魏上层的认同性取向等因素致使二者在北魏平城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使得佛道信仰文化发展更趋于成熟。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孝道之争及其意义

孝道之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之争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文化立场之争。儒佛孝道之争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调和与融汇。面对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国固有文化虽经受冲击,但并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人伦道德为武器对佛教伦理进行理论清算;佛教面对儒家的诘问,则调和儒佛矛盾,以期实现佛教与儒学从外在功能的互补逐步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融通。该时期儒佛孝道之争,一方面,对长于经验思维而不甚重论证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所启迪与丰富,为宋代道德哲学的本体言说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只有经历这一磨合过程,佛教才能主动调适,由一种外来的文化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及发展规律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础。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及方向。本文从儒佛道三教关系入手,探讨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进而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     

中古时期“佛谶”的产生嬗变及对中土文化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国初期,佛讖的演变经历过两个阶段。早期佛教经义中佛菩萨预言类型翻译为佛之谶言,是佛讖最本初的形态。后佛教弘传至中国,大量西域胡僧善纬作谶的风尚流行开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大量传播,在翻译文本和意识形态上不可避免受两汉时期的谶纬思维影响,汉地僧人参与佛教谶言的制造与大量疑伪经的出现,导致另一种形态佛谶的出现,其具有中土传统文化特色,以导俗而求真,意在使佛教更好地融入中土文化。佛讖在传播形式上更加本土化,在内容上更多方面表现出对社会民生个人命运的关怀。佛讖的演变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主流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河南濒灭曲牌体剧种的音乐形态及其特征

河南濒灭剧种中的曲牌体剧种有大弦戏、北调子、锣戏、羊羔戏、嗨子戏,保留着很多俗曲曲牌和音乐伴奏,多数源自于明代中原弦索俗曲,融合了高腔、青阳腔、昆腔、乱弹调、罗罗腔等剧种的曲牌、剧目及唱腔,具有风格比较一致、诸腔并存的音乐特征。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楚子灭巴,巴子五人流入黔中”考──楚巴关系及廪君巴迁徒走向新认识

首先对当代学者关于楚灭巴的五种观点以及“巴子五人流入黔中”即迁入今湘西玉溪地区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辩论，认为这些观点均与有关史料不符，难以成立。继而对黔中的来源、其最早地理及其地理涵义的演变作了考证，认为“巴子五人流入黔中”是指巴族迁入了川东南乌江流域方黔中，“楚子灭巴”是指灭清江流域的廪君巴。     

藏族早期民间信仰的形成及佛苯融通和适应——五、六世纪宕昌的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

苯教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也是藏族文化的源泉;苯教文献是古代藏族人民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甘肃宕昌藏族家藏苯教文献,是研究和认识藏族及其文明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7—9世纪甚至5—6世纪以前藏人的思想、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开掘苯教文化、承续藏族远古文明薪火的重要文本。本文对宕昌家藏苯教写本文书考察和收集进行综合述评,并对苯教渊源考述、佛苯融通及苯教文化的适应谈了自己的观点。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回顾及后世小说之反动

"梁武帝崇佛亡国"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产物,后世小说运用因果报应学说为梁武帝开脱,是对崇佛亡国说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