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客观真理”说质疑与辨析

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论时,首先正式使用了“客观真理”的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即被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中长期沿用下来。其实,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是很值得研究的。近几年来,哲学界已有人对之提出异议,但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时至今日,所谓“客观真理”概念仍被理论界普遍使用,所谓“客观真理论”仍在一些有影响的哲学教材和有关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     

“佛主出世”说辨析

“出世”可以做不同的读解。当其意为不关心或远离世俗生活之时,谓之“佛主出世”是不符合佛教学说思想之实际的;当其意为超越世俗生活观念及追求之时,“佛主出世”则反映了佛教“出世间”的核心观点主张,突出了佛教修行乃了明心性、超越表象以证入至真之境的思想宗旨。     

王莽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

王莽代汉与改制究竟以今文、古文还是兼取今古文经义为议论根据一直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和热点之一。过去往往对其行为的政治因素渲染有过,而相对忽略了其学术因素。其实王莽所立制度及行事,或据古文,或据今文,或杂取今、古文经义,并无一定。王莽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汉代儒家经书分今、古文,争立学官,互不相容。前人评价今、古文之争多难摆脱派系与门户之见,故作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褒贬和论断。古文经确有伪书、伪作,并非完全信实可靠,今文家对此怀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古文经全系“向壁虚造”也不对。秦始皇焚书时民间所藏的经书到汉代又被陆续发…     

王莽及其“阴谋”辩

王莽一向被视为奸佞之徒之原因,是其曾做过篡权夺位之事,进而建立了新朝。但所谓“虚伪”、“阴谋家”之语对王莽并不公平,他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而已。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冯友兰境界说中的“道德行为”辨析

冯友兰认为,道德行为必以“觉解”为基础,知识对于境界的保持是必须的。自然境界中的道德行为是自发的,而天地境界中的道德行为则是自觉的。最高的天地境界必经过理性的过程始能达到,真正的道德行为也必经过理性的过程才能保持。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论王莽的“托古改制”

西汉末年出现的王莽“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现代复辟派的丑恶嘴脸、手法及其严重危害性,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均有助益。     

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

今年是马关条约签订九十周年。史学界关于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关系和评价问题,众说纷纭。本文拟就有的研究者所提的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说进行探讨、辨析。     

从“新乐府”辨析看所谓“新乐府运动”说

“新乐府运动”是在我们建国后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提出来的,并给予以很高的评价。近年来裴斐同志对此提出怀疑,并认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甚么新乐府运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值得我们研究。我认为“史”的任务,首先是真实,既不要任意的贬低,也不要有意的拔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倡“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谓“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上是找不出来。     

为王莽"篡汉"说正名

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两千年来,人们对王莽的评价都是建立在“篡汉”这一前提下的,很难有公允可言。王莽代汉是受万民拥戴的,是顺应人心的,其代汉称制并非用强力手段谋权篡国,代汉完全是西汉出现统治危机,机遇使然,“篡汉”说是不能成立的。     

王阳明“心外无物”说再辨析

在王阳明那里,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是相互联系的。心外无理说更多地反映了他与程朱理学的分歧,而心外无物说更为直接地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问题。人心与物同体的说法是王阳明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既可以从本体论方面来说,也可以从认识论方面来说。王阳明是从人心与物同体这个本体论的视角来阐述他的认识论的。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因其是对西方哲学、特别近代哲学的概括,因其是划分唯物、唯心的唯一标准,不能轻易否定。但是,正因为它毕竟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的概括,如果考虑到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和民族差异,这个论述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与发展的。这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也是我们研究王阳明哲学时必须遵循的一条方法论原则。     

20世纪辨析陶渊明“忠愤”说述评

自沈约首倡陶渊明诗作“甲子年号”说以来 ,以“忠愤”论陶相习成风 ,其说益坚。宋僧思悦“甲子偶记”说出 ,再经 2 0世纪梁启超、朱自清、李辰冬、李文初和魏正申等人有力的辨析 ,终于澄清了千余年历史的积冤。     

朱光潜凝神物我的“移情说”辨析

朱光潜将西方审美移情说与内摹仿说相结合,使审美的理性观照与物我交流相结合,从而将“移情说”作了中国化的、物我之间双向交流、双向沟通、互为交感的阐释和发挥,具有创新意义,但其对美感经验结合审美“距离”说的阐释,有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主体性原则”说的两条理由辨析

把主体性提升为一个哲学原则,这本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理论工作,理应给出充分的哲学论证。可是,在我国近些年来的出版物中,特别是在报刊上,“主体性原则”的字样虽然经常出现,张扬这一原则之奇功伟义的文字也不少见,但对这一原则何以能够成立的理由却鲜见有人作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里仅就朱德生的《从主体性说起》     

王莽用古文经篡汉改制说质疑

<正> 学者大多认为,在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中,王莽是古文经学的政治后台,王莽篡汉和改制,主要是利用古文经作理论武器的。我们认为,上述说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王莽虽然重视和利用古文经,但他的篡汉,主要是利用今文经学所制造的种种理论;他的改制,则是杂用今古文经传,更多地还是利用今文经传。     

心灵哲学视域下的范缜“神形说”辨析

从广义心灵哲学的框架来看,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形说达到了中国心灵哲学比较高的阶段。范缜的心灵哲学不像某些中国学者所描述的功能主义,它暗含着唯物主义的弱同一论,更接近当代的心灵形质说。通过与西方心灵哲学的比较,范缜的心灵哲学沿袭了中国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强调心灵的整体性、规范性本质,然而对他心问题和心理因果性问题没有做出详细合理的解释。     

缓刑执行说辨析

正确把握缓刑的法律性质,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缓刑的存在价值,更科学地设置缓刑制度的内容,找准缓刑制度的重心与基点,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缓刑的价值与功能。笔者通过理论分析和立法推定,认为缓刑的法律性质都应归属于刑罚执行制度。     

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者犬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