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研究亟待整体性的视野——对当前"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理性反思

当前,"样板戏"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学理性批评正在成为研究的主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审美取向、价值尺度与方法观念的偏误,致使呈现出感情控诉、机械援引、妄加臆测的基本倾向,并在"样板戏"的生成史考察、艺术成就透视、内涵秩序界定及回潮现象研究方面,产生了种种误读与误解.廓清与拓展"样板戏"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建构整体性的视野,即只有把"样板戏"置于40年代以来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经验的生成关系中,置于中国戏曲现代化的构想与探索的艰难里程中,置于中华民族审美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图式中,有关"样板戏"的产生语境、生产机制、艺术表现,包括其衰亡与重现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切实的解答.而且,对"历史观"、"集体写作"、"英雄形象纯洁性"等"样板戏"的基本创作理论在价值认定上也应当适度厘清.     

略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反封建"问题

"反封建"是贯串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清晰脉络,它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言说,言说者赋予它看似一以贯之,其实有着诸多差异的意义.它是20世纪一系列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范型变迁过程中的产物,同时它又参与了对20世纪中国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范型的建构,而一种关于"封建主义"的"知识"又是有赖于一系列文学的叙事和修辞生产出来的.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现代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底层文学"

"底层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一种文学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表面上与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原因相似.但是,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现时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因素多元共生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不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呈现出一种相对性和多向性的特点.     

"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本质论反思——文学存在论研究(一)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争鸣各方已经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对文学本质进行超历史、超语境追求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必须反对;但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却是合理的,并主张从历史、语境、关系、中国立场等具体条件出发进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论"建构.今天,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本质论"都需要认真检讨.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中心主义、部分代整体、还原主义、独断论等为特征的文学本质论无法达到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也许建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学基础理论范式,才有利于中国新世纪文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性爱叙事: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建构——论中国文学史上三次性爱文学创作浪潮

性爱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命体验存在于人类的生命过程中.每当历史转型、秩序变更之际,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常常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并被转述在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学史上性爱文学创作曾呈现出三次浪潮阶段明清之际;"五四"时期;20世纪90年代.本文对三次性爱文学浪潮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性爱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进行了审视和阐述,试图从文学史的意义层面发掘其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关于"阶级斗争文学"的再反思

阶级斗争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突出现象,作为"文化习语"的重要案例及政治文化产物,尚需不断地给予反思和正确把握.尤其是对由此而兴起的"热战"文学与批评及决然相反的观念要进行深入的再反思,消解其生成的热战冲动及延宕的冷战思维,为建构"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学世界作出持续的努力.     

"人性"观与中国20世纪的文学论争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作为以人为本的文学,正是以形象来反映记载人类不断改变与不断认识的历史,在文学史的记载中蕴涵着人性思想的发展变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从最初的开放到走向封闭、到回归开放的轨迹相似,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性的呼唤与认识也几乎呈现出一种"U"形轨迹.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现代性阐释

进行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建构,必然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号召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及文化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了开明和远见,促进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长期以来,简单的移植和片面的曲解使这一理论的阐释效力逐渐降低.本文希图从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转换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和阐释这一范式的深邃内涵,提出应以当代文艺实践为立足点,实现在传统、西方与当代之间文艺理论的多元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与三分文学格局的形成

"严肃文学"、"纯文学"、"俗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家分立的基本格局,三者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这种三分文学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指向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整体性的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指向,颠覆和再造了文学"雅"与"俗"的观念,并在一种"追求现代"的文学理念的主导下完成了文学的现代性转换.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规定

作为"比较研究"的"影响研究"诞生于"轴心时代"结束之后的"跨文化历史语境",这个语境对"影响研究"具有方法论的话语规定性.因此,摆脱"轴心话语",将"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不仅是提升国内"比较研究"方法论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领会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深陷其中的世界经验的主要路径.当我们把"影响研究"置于"跨文化历史语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影响"是一种经典的阐释学现象.阐释学、知识考古学乃是"影响研究"的根本方法.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