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情况分析--长沙县雨福村、双屏村和明月村粮食直补的调查

粮食直补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长沙县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对粮补政策态度的调研和信息处理,了解其现实表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以Y县为例

农户种粮积极性是影响粮食产量及产值的重要因素,关涉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基于Y县272份种粮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农户个体、家庭、市场、社会和区域特征五个方面探究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农户种粮积极性呈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有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满意度、农户对农资价格满意度、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农户的家庭经营规模、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能力评价;与农户种粮积极性呈显著负相关的因素有农户对加入合作社是否利于提高种粮效益评价、农户种粮投入占家庭总支出比重、农户所在乡镇近三年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据此,应通过加大对粮食市场价格及农资价格的调控力度,提高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业保险保障能力等途径,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粮食直补政策效应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对汉寿县的调查

以湖南省汉寿县为对象 ,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发展粮食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 ,揭示了粮食直补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探讨了影响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原因 ,提出了发展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措施。     

粮食直补政策的实践反思与展望

早在200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就开始推行了粮食直补政策,配套的还有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本文结合《南方农村报》最近展开的系列报道和笔者的调查经验首先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在实践中出现的两个悖论,接着分析了政策质疑背后的深层内涵,论述了粮食直补政策提出时的市场背景和社会基础,认为国家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不仅仅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意涵要远大于经济考量。最后,笔者提出了针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反思性建言。     

当前国家粮食直补资金使用中存在问题分析及对策

从2004年起，我国对农业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国家粮食直补资金连续增长。调研事实显示，当前国家粮食直补资金运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效率较低。鉴于此，国家应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妥善处理五种关系，健全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完善直接补贴制度和资金使用办法，从办理农业保险入手，核实田亩数，据实发放国家粮食直补资金，提高其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国家粮食直补目标。     

粮食直补：中央、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文章针对粮农与地方政府对粮食补贴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漠视现象,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政府与粮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得出基层政府的发放成本以及粮农的种植风险补偿是影响粮补政策实施效率的两大制约因素。研究结论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保证政策实施效率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农业综合直补政策的补贴方式研究

现行农业综合直补有按计税面积补贴,按计税常产补贴,按粮食种植面积补贴,按粮食交售数量补贴四种补贴方式,但都存在着不同缺点,影响综合直补政策的实施。建议采用种粮合同补贴方式进行综合直补,降低操作成本,并提出了实施建议。     

浦口区严把三关确保粮食直补资金安全到位

为确保浦口区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惠农资金真正惠之于民,2011年区财政局在按时完成粮食直补资金拨付任务同时．对全区8个镇街粮食直补资金进行跟踪监督检查．有效避免虚报种植面积。套取粮食直补资金案件发生。确保了惠农政策的落实,提高了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稳定了全区的粮食生产安全。     

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影响的一种量化分析

对劳动力转移量进行衡量是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分析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的影响时,可绕过对劳动力转移量进行估算,将分析重点放在劳动力转移对粮食总产产生影响的可能路径选择——种粮面积和粮食单产上。而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又主要是通过影响种植面积而非粮食单产来实现,随后的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观点。但同时发现,1978—2006年间,粮食总产变动无论是从绝对量构成分析还是从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主要因素并非劳动力转移,而是源于粮食单产方面的变化,且几乎完全成同方向变动。     

粮食直接补贴:建立产销区间的成本分担机制

本文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视角透视我国粮食直补存在的问题,揭示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之间粮食直补的两种反差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解决这种问题应该着力探讨省际间跨区的粮食直补办法,建立产销区间的补贴资金转移机制,进行粮食直补资金横向转移支付和纵向转移支付的尝试,逐步形成产区直补农民,销区直补产区的机制。     

中国粮食价格和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关系研究：2003—2014

利用Diks-Panchenko的非参检验方法,对2003年1月—2014年6月我国的粮价和通胀月度数据进行非线性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粮价和通胀之间存在短期和长期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还发现,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种粮成本,而种粮成本的上升又能够推高粮价,通胀对粮价影响的成本渠道是畅通的。因此,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粮食生产补贴,以减轻种粮成本上升对粮价上涨的压力。另外,国家还需继续实施粮食收购托市政策,保持粮价的平稳上升,防止出现＂粮价—通胀＂相互推高的恶性循环。     

在现行政府补贴政策条件下规模种粮大户的效益分析

通过对永川区种粮大户的调查,并与典型的水稻高产示范户和大面积生产上普通农户的种稻效益对比分析,结论为;在现行政府种粮扶持和补贴政策下,种粮大户种粮规模面积越大,总经营纯收益越高、为出租地农户提供的土地收益越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务工收入也越多、社会贡献也就越大;其单位面积种稻直接纯收益不如高产示范户,但比一般农户种稻收益水平高出许多.     

基于DEA模型的粮食直接补贴效率评价

粮食直补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核心,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导向性功能.本文从保障粮食安全、公平收入分配和弥补农业生产机会成本等多维视角诠释了粮食直补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并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还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了2004年29个地区及2005年23个地区的粮食直补效率.结果显示:我国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     

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的产出效应,采用order logistic回归方法,估计粮食投资性补贴对农户行为和农业产量的影响,刻画了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粮食投资性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地区差异的影响,其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农业补贴与反补贴立法统一性论析

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概念关联、动态界分和享有共同的公平观。我国现有农业补贴反补贴立法采取的结构二分模式,人为地割裂了农业补贴与反补贴的内在联系,使得我国农业补贴反补贴制度不免具有内生缺陷。必须改变传统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在立法上的二分模式,回归统一立法理念,以整体性思维从立法思路、立法模式、性质定位、价值、目标与基本原则等方面重构我国农业补贴与反补贴制度。     

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价波动的影响

利用1991~2013年我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三种主粮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粮食储备政策和粮食进出口政策对三种主粮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小麦和稻谷市场价格的波动在短期内受自身滞后项和价格支持政策的共同影响,长期受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最大,而储备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对小麦和稻谷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玉米价格波动受价格支持政策的影响没有小麦和稻谷显著,自身价格波动在玉米市场价格波动中起主导作用,但储备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对玉米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为显著。     

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外部融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3—2011年获得政府补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法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与补贴强度密切相关。补贴强度与债务融资、权益融资之间均呈现"倒U"型关系。与未获补贴相比,一定强度内的政府补贴会显著增加补贴企业的债务融资额和权益融资额。针对子样本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前述"倒U"型关系在各子样本上都稳定,但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盈利企业中更加显著。     

我国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的环境成本研究

施用化肥对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用于粮食生产的化肥施用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文章采用1983-2010年的数据,运用比较法和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化肥施用量以年均4.57%的速度增长,是粮食增速的3.52倍;单位面积粮食产出的化肥投入边际效用以年均1.58%的速度降低;粮食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以年均7.4%的速度增长;化肥使用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增加0.32个百分点,化肥施用的环境成本增加1.74个百分点。最后,针对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粮食直接补贴的效应分析及政策启示

粮食直接补贴是当前国内支持农来的重要手段,它在促进粮食生产投入、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环境成本,给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在WTO框架下,要以综合效率作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基本原则,确保粮食生产支持的总体水平,提高粮食生产支持的综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