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个性与王莽改制

对王莽改制的评价,纷争由来已久,要么基本肯定,要么基本否定,莫衷一是。本文主要谈王莽的个性品质对其改制的影响。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王莽改制新议－－兼评王莽研究

本文分别探讨了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王莽研究提出了已见，认为王莽改制的重心是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其一些举提具有创建性和积极因素；王莽的改革精神及其以“民为重”的经济改革原则思想值得肯定。新时期评价王莽应走出封建时代史学的误导、对王田制和新朝农民起义目的的误解三个研究误区，以“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     

论王莽改制

本文对王莽改制的内容、实施方法及失败的原因作以探讨。     

论王莽改制的进步性

王莽改制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莽改制的许多措施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王田制体现了儒家均平的社会理想,启发了后世的均田制;五均六有利于建立城市经济秩序;币制改革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

两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即从普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伴随着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的阶段,即“儒学社会”的阶段。     

论儒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播与发展

孔子自创立儒家学说以来 ,儒学即以其仁、礼互补的人文精神传播华夏。儒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 ,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 ,兼收并蓄 ,从而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广泛认同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略论两汉之际的士人群体

西汉后期 ,士人群体迅速分化。向拥戴王莽改制 ,试图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 ;逃隐山林 ,静观时变 ;四处经营 ,奋起救世三个方向发展。他们中大部分人受儒家思想影响 ,崇尚忠孝节义 ,因此 ,很少人直接参与绿林赤眉起义军。但社会责任和参政热情促使他们关心社会 ,奋起救世 ,其中部分士人投靠刘秀 ,在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两汉太常选任及地位动态考察

太常作为管理礼仪文教事务的职官,在两汉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两汉王朝各个阶段礼制建设的发展,太常选任及地位也产生变化;反之,太常这一职官的变化,又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礼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两汉时代的太常选任及地位变化,是理解两汉礼制,乃至整个汉代文化史的关钥。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