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特征与居民消费金融的资产配置研究

在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下,利用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教育年限、性别比等人口因素与储蓄、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这4项农村居民资产配置决策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少儿抚养比与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负相关,且它们的估计系数稳健性较强,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农村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此外,结果还表明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增加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额和配置比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居民的性别比对此无显著影响作用。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水平变动与中国人口结构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人口精算模型和参数设计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2018～2050年人口结构发展的动态趋势.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每提高0.1,人口总量年均增长率将相应上升0.06％～0.07％,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减少0.15％～0.19％,总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80％～0.036％,老年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下降0.17％～0.23％,少儿抚养比年均增长率将相应地上升0.09％～0.18％,男女性别比年均下降率将相应减少0.001％.这表明全面二孩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的提高能够显著缓解人口总量下降速度,能够显著改善我国人口老龄化上升速度,能够显著降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但是也显著增加了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同时也显著抑制了男女性别比的下降速度.同时,即使2018～2050年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我国人口变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分析视角

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同样严峻,中国政府已经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了从理论层面厘清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分别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GDP显著降低0.23个百分点,即一个国家的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结合联合国有关中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少年抚养比的逐年递减和老年抚养比的逐年递增将导致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建议制定配套政策鼓励生育、延迟退休年龄等,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负面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分析

通过标准消费人这一综合指标和我国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消费函数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别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而趋缓。因此,为了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产生的影响,特此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建设。     

产业升级、人口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方法对产业升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结构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产业升级、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增强城乡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升级将伴随人口扶养比的提高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习惯性偏好、人口结构与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基于2000—2011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服务经济时代来临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将习惯性偏好与人口结构两个变量引入服务消费函数.在利用跨省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习惯性偏好和人口结构都是影响居民服务消费的重要变量;习惯性偏好对服务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结构变量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与居民服务消费呈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口抚养比和男女性别比皆与服务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建议从健全社会保障、完善消费环境等方面着手,引导居民扩大服务消费.     

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扩大内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亟需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是否有效释放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消费环境优化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文章在系统梳理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关系原理基础上,利用我国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消费环境优化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传导机制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普惠金融数字化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环境优化进而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即消费环境优化是普惠金融数字化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传导机制;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存在基于消费环境的门槛效应,即在消费环境的不同门槛区间范围,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差异较为明显,随着消费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作用也会不断增强;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与发展享受型消费均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全面释放,但相对于生存型消费,普惠金融数字化更有利于释放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文章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深耕普惠金融数字化,促进其与农村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加强网络消费贷款与互联网金融等数字化金融产品创新,统筹区域间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协调发展,助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全力推进消费环境优化,将消费环境治理聚焦于农村流通领域,构建通畅高效的农村流通设施体系,建设系统的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营造安全良好的农村消费环境,充分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制定差异化的居民收入提升策略,科学规划小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统筹解决"一老一小"人口结构问题,系统发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化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居民消费协同效应。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湛江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2003-2010年,湛江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徘徊在49.9%-52%,没有显著改善。收入缺乏有效保障、理财观念落后、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健全、产业结构及消费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湛江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建议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外延行业;加强理财观念输入,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农民树立正确消费观念,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探析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在当前收入水平下的沉淀消费潜能释放,对于统筹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和培育新兴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潜能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对消费潜能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展开测算评价。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潜能是指农村居民尚未得到满足的合理性消费需求;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整体规模较大,但人均消费潜能较小,云南和广西的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总规模最大,青海总规模最小,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沉淀消费潜能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应通过建立特色乡村产业、推动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等措施,把西部地区农村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应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对消费环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才能充分释放消费潜能。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消费差距是中国城乡贫富差别的突出问题之一,文章在阐述1978年以来城乡消费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应用30个省份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距估计,对影响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偏大且存在区域差异,比较参数估计结果后发现,人均GDP的增长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也有着积极作用,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与消费比呈正相关,财政支出的增加反而加剧城乡消费差距。最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政策启示。     

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研究

利用AIDS模型对辽宁省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增加较多的禽肉和水产品消费,而农村居民更倾向消费较多的禽肉和蛋类;家庭规模增加使城镇居民倾向消费更多的牛羊肉,而农村居民倾向消费更多的禽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居民增加了牛羊肉、禽肉、蛋类、水产品的消费,减少猪肉的消费。     

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点及其变动趋势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深入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特点、预测农村居民未来消费结构,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分析了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点,并对辽宁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用于基本生存消费比重普遍下降,而用于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持续上升,但用于生活性消费的份额比较低,而用于储蓄、生产性投资的份额比较高。在未来五年里,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已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到注重质量提高上来。食品、服装、家用电器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将有望成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     

农村居民的社会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政策调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在职业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分化,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这种分化表现出不彻底性等特点。当前分化的主要趋势和问题包括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分化与 阶层边界固定化并存、各阶层间矛盾冲突增多和分化中不公正性严重等。在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政策选择 上,当前应突出几个重点: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以城市化拓展农村居民的生 存、发展空间,将发展教育作为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策略,保障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弱势群体。     

居民消费与创新能力关联性研究

基于1986~2012年样本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研究居民消费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性。对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居民消费与创新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为:提升创新能力对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居民消费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城镇居民消费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比农村居民消费更为显著;居民消费结构构成原创能力的Granger原因,两者呈长期负均衡关系。为此,应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在促进居民消费和拉动内需中的积极作用,形成有效传导机制,使居民消费成为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