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金融政策探析

财政金融政策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这些政策上的实施效果随着经济环境改变而变化。对我国近年来实施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财政金融政策的述评,提出当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切入点对于缓解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现实意义。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在人口、经济和社会层面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金融支持的困境,存在资金供需缺口显著、缺乏商业性融资渠道、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以及金融产品单一等问题。基于山西省地域经济特点,只有通过优化政府行为、商业银行机构和民间金融行为,才能突破困境,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问题。     

基于三维视角的中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分析

城镇化建设既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基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三维视角研究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效果。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在推动城镇化进程方面是低效的,金融效率的提升是发挥金融体系对城镇化支持作用的核心与关键。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建设新型城镇化提供充足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中长期金触机构的信贷支持,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积极探索农地金融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的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强化财政调控能力 促进财政金融政策协调运行

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要求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搭配运用。但近年来,我国财政职能不断弱化,主要依靠金融政策调控经济,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了巨大影响,经济不公平现象加剧。要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必须强化财政调控职能,实现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运行。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工具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工具的影响效应进行测算,采用空间偏微分方法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工具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从而呈现财政政策工具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跨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无论在区域内还是在区间均存在着差异性。     

中国花生生产效率研究

利用2001-2010年中国九省份花生成本收益及物质费用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及数据包络分析（DEA）对中国花生生产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中国花生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由技术进步与综合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样本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仍有改善的空间。并以2010年中国九省份花生生产效率的分析和改进为例,说明中国花生生产中存在的非效率是由投入冗余及产出不足所导致的。     

安徽省金融业发展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5年安徽省金融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测算金融业发展效率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投资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城市化等因素对金融业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第一,安徽金融发展效率稳步提升,但总体效率水平仍长期偏低,其中,金融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提高是金融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却阻碍了金融效率的提高;第二,安徽金融发展效率受到诸多宏观变量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安徽金融效率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会阻碍安徽金融效率的提高,而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对安徽省金融效率的发挥存在正负两种效应。     

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与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具有内在的互动发展机制,而且还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可以在金融一体化、效率和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加强金融支持力度而得到促进与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研究

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而且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内在动力。然而,当前农业人口向市民转化进程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究其原因,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竞争性的职业技能。为此,要通过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素质教育、企业订单式培训、培养区域能工巧匠、加强"两后生"职业技能培养等多种职业教育途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政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发展是在政府作用下发生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方不同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经济支持计划,导致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发展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调整,在以1978年及1994年改革为分界点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适应性地采取了不同政策,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对1952年—2012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及时进行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其政策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

中国正在进入移民时期,流动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规模大、增长快、发达地区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吸收区域、经济落后的人口大省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输送地、流动人口在距离上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在空间分布上建制镇多于城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大。为了消减城市化的不稳定因素,急需根据中国流动人口的特征,建立稳定、公平、开放的城市化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公平的迁徙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公共住宅,改革城市设置标准,建立人口大省基础教育基金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武汉城市圈城市化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2005—2009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通过对Malmquist效率指数及其分解,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市的城市化效率处于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技术进步的无效变动是导致武汉城市圈整体城市化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运用DEA模型,进行城市化效益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除少数几个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外,其他的城市都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基于此,提出了改进武汉城市圈城市化效率的建议: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优化产业结构,走科技发展之路。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

发展低碳经济符合我国的当前和长远利益,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实现工业化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双重压力,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必然要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这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激励型的财税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成效评估的基础是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基于马克思城乡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构建了多维 度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长沙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宏观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 制法评估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对城镇发展质量的系统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政策虽然提升了城镇综合发展质量,但政策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而且试点政策 对城镇发展各维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维度与环境发展维度的影 响呈现出“此升彼降”的反向关系;相对于社会发展维度,试点政策对城乡发展维度的边际效 应更加稳定.从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权重看,公共医疗服务水平的边际提升,对提高城 镇综合发展质量的贡献度最大.     

发展碳金融的政府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伴随着全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作为其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政府为发展本国的碳金融,竞相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中国作为碳排放总量和碳减排总量大国,碳金融建设尤为重要,而现阶段我国支持碳金融发展的政策领域还有很多空白。发达国家制定的碳金融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论WTO环境下的我国城镇化进程

通过对加入WTO后对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环境变化和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变化分析 ,认为WTO的加入 ,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特别是会迅速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进一步探讨了城镇化进程适应WTO的对策 ,提出了包括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 ,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完善小城镇管理体制、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保证人口与土地的同步转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2004年税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的新举措

1998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以发行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目前这种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与国债投资相比,若实施以减税为内容的税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政策解释

采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分析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应的政策解释。通过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获得了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水平的变量数值,然后基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城镇化水平是制约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瓶颈;除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存在短期的波动向下趋势以外,其余年份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带动我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而且各阶段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