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年代命名的背后:透视"80后"写作

从20世纪末始,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新兴而强劲的浪潮———“80后”写作。“80后”写作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低龄写作为卖点,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的特点,冲击着文学、教育及社会生活各大领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此,此文试图从“80后”文本的解读来阐释在多元语境下“80后”的写作背景、写作主题,从而为当下文学创作走出困境提供一种可能。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读者就是上帝”——论文艺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本文从读者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中的具体作用入手,论述了文学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从来的文学创作都是为着一定的读者群众的,作家心中都有着“潜在的读者”,他们是作家创作过程中不执笔的合作者,又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后完成者。作家创造着读者,读者也创造着作家。而读者接受更是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重要土壤,作品意义的生成,作品价值的衡定,审美效应的发生,都不可能离开读者的阅读消费而孤立绝缘地产生。所以人民是文学工作者的母亲。坚持“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边缘处写作的诗意守候——论新时期汪曾祺的“日常生活”叙事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诗意的表达。一方面重接了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另一方面,这种行走在文学主流写作的边缘处的独特叙事法则,使其在新时期文学写作中显出一种“另类”的姿态：在边缘处守候诗意的存在。     

走向边缘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人”作为个体逐渐受到了重视,个体的人在觉醒中被确立。由于女作家远比于男作家的敏感性,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率先走向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在作品中逐渐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发现,对女性的生命形态的描述。在一些创作中,由于过分突出女性的女性意识、个人化意识,而陷入了狭隘的境地,完全脱离“宏大叙事”的“束缚”,走向了一种超性别意识的边缘化写作中。他们的这些个人化写作无外乎只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一种消解与对抗,并非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多元化的、关注社会与人类的、突出女性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创作格局。     

论“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白马湖作家”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引进行文学创作,其憎恶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怜悯和同情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对战争和不道德行为予以严厉批判,作品充满实现美好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态度使他们无法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平民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对平民更多只是寄予同情,而缺乏对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故其创作始终处于时代主潮之外。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地方剥夺”、“地方依附”与“地方记忆”——21世纪辽宁生态文学散论

21世纪辽宁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视野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诉求上,缺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21世纪以来,生态批评浪潮得到深入发展,“地方意识”是其建构过程中极具价值的因素。萌发于白山黑水的辽宁文学创作一直携带着“地方”基因,并在“地方剥夺”“地方依附”“地方记忆”这三个维度中呈现着辽宁生态文学的思想流变和叙事经验,旨在唤醒一种具有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地方意识”,培育人类对环境的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互动。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历史叙述的"默契"与"偏离"——对"伤痕、反思"小说与"主流"话语关系的考察

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如何想象与阐释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叙述概念,主流话语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潮的伤痕、反思小说之间形成了极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伤痕、反思小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话语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一次文学与主流话语的高度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与主流话语之间不存在分歧,对历史叙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创作中出现的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偏离使刚刚建立的规范有了松动的迹象。     

苏俄时期一场不同寻常的文学论争——左琴科与"拉普"之争

20世纪20年代,苏俄文坛流派并立,思潮纷起。作家左琴科以幽默讽刺手法表现小市民的人性扭曲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为主张写革命、写英雄的“拉普”作家所不容,由此展开了一场事关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功用的文学论争。     

消费文化语境中诗美流变的忧思

消费文化中的文学叙事,审美性和超越性缺失,历史化被放逐,而消费性在不断扩大弥散,渗透到诸多领域。无论是出版业、小说创作、影视文学,还是批评界,全都在拼命逐利中体现赤裸的消费性。相比较而言,诗歌界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以来消费文化的重灾区。“第三代诗”在彻底否定朦胧诗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突围与探索。他们高扬“个人化写作”与“口语写作”的旗帜,重视日常性原生态的生活诗,在所谓“及物”的生活流上滑行,所有诗人,沉溺于一己的悲欢离合,与时代、社会缺乏血缘关系,从而造成历史叙述过程的中断,成为无根漂泊的孤魂。70后的诗人,将韩东他们的“口语诗”改造为“口水诗”、“脏话诗”,令人不堪入目,在非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     

改革文学:“合法性”修辞的建构与质疑

在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品都致力于"改革闯将"形象的塑造。在这些改革者的形象修辞中,权力意识和现代特质以及改革者的道德纯洁性是突出表现的重点,改革文学大都力求突出这些特点,这使改革文学的写作体现出高度的同质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写作样式。这种"主流"写作样式既突出了"改革闯将"们的形象特质,又遮蔽、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命题,而另外一些作家对改革的内在矛盾命题的发现和追问恰恰表现出文学具有的丰富和复杂,他们的追问与反思也显现出现实的意义。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情绪的散步":沈从文的创作思维解读

沈从文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常流露出一种孤独的情绪。作为沈从文基本思维模式的“情绪的散步”,既影响他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彰显着他的创作意蕴和文学风格,又制约着他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深度,并从心理深层决定着他的孤独情绪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