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试析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人们认为谜团颇多、歧见纷出的作品。《多余的话》明显流露出的瞿秋白的悲剧色彩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是促成瞿秋白悲戚苦闷的重要原因;“位未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惋叹导致了瞿秋白的哀怨情绪;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专制的愤懑以及村党的命运深切忧虑,则是瞿秋白情绪抑郁的直接动因。      

读懂《多余的话》的一些想法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制了一个负面形象的瞿秋白,目的是要使杨之华厌恶自己,忘却自己.他不愿因自己的死给亲人留下巨大的伤痛.瞿秋白的这一良苦用心也给《多余的话》带来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多余的话》中有真话、反话,也有不少夸大真实的话,读懂《多余的话》,不能望文生义.     

《多余的话》讨论述评

瞿秋白同志1935年5月在长汀狱中,面临生活的尽期,在黑暗的氛围中,“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从17日开始至22日写下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同时,他感到此时此地说这些话已经晚了,明知道所写的,“未必能够到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所以题为《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是秋白给党和战友的遗言与诀别     

吹尽狂沙始到金－－我看《多余的话》

“文革”期间,瞿秋白曾因《多余的话》而蒙受奇耻大辱。时至今日,瞿秋白头上因《多余的话》笼罩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其实,《多余的话》是作者在特殊情境下写作的一个魅力特殊的文本。联系全人,深入特定写作背景和作者的内心情怀仔细研读它,我们会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由此看来,我们固有的评价观念存在着某种急待校正的偏颇。     

《多余的话》的参照系

如果把瞿秋白《多余的话》与它的另一篇重要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相对照来阅读,将能更好地阐释《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无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是莱谟斯;有讲真话的精神;还充满了理性、韧性、反虚伪的战斗精神;更重要的是具有“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品格,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俄罗斯文化视角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俄罗斯文化思想影响下完成的,蕴涵着多余人心态和忏悔意识等异质文化特征。但是,瞿秋白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氛围导致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误读。只有深刻揭示出这种异质文化特征与单一政治视角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多余的话》及其文学思想。     

《多余的话》简析

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已被公认,但是有关《多余的话》的评价问题并没有完结,大家的意见还不统一,有的材料也需要挖掘和核实,因此,本文拟继续作几点探讨.《多余的话》娓娓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但表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承认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第二,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认为自己这样的文人由于知识和体魄上的原因,不能从事政治,希望今后退出政治舞台.解释这两者的矛盾,分析它们适时在瞿秋白思想中的地位,应该是我们评价《多余的话》的出发点.《多余的话》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呢?     

怎样认识《多余的话》关于“二元人物”的分析

瞿秋白在其狱中遗作《多余的话》中专门写了一节《脆弱的二元人物》对气质人格,意识情感作“自我分折”。 “二元”指的是:1.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非无产     

复杂的人自剖复杂意识——《多余的话》研究之一

人是复杂的,伟人尤其复杂,瞿秋白则是伟人中更为复杂者。他在《多余的话》里用“二元人物”这个说法对自己的意识、情感、气质、人格的复杂性作概括。有人据他的“二元人物”论说他“连一点无产阶级的影子都没有”,有人说“二元人物”论是“自首的思想根源”,有人则给予完全的肯定和赞扬。这些人政治立场不同,对瞿秋白的爱憎不同,但有共同处,就是把瞿秋白的复杂意识、言论、情感都简单化了。为正确认识瞿     

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因其个人生活际遇和文人气质过浓，陷入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遭受左倾路线打击时多忍让、少抗争，一生坎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临终前由于“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他写了死后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该文中“历史的误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半吊子文人”等，反映了秋白眷念文学、厌倦党内斗争和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满的思想。他的悲剧缘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受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及其自身经历和文人气质的局限     

《多余的话》浅析

文章从瞿秋白当时在共产党内与敌人狱中严酷处境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多余的话》怎样以自己为靶子，评过摆错。认为瞿秋白是通过自我谴责的特殊曲折形式和开篇点题、首尾呼应、主线与辅线交错并行等最浅近常见的一般表现手法，来达到揭露当时党内重大隐患——王明路线——的明确目的的。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鲁迅瞿秋白巴金：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和重获

鲁迅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主体人格的极力彰显与坚守，他以“立人”为奋斗目标。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解剖自我，极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巴金在经历文革劫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己失落了的主体人格。如此说来，从鲁迅到瞿秋白再到巴金，20世纪的知识精英们走过了一条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与重获的精神之旅。     

也说“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的文学道路》代前言

1935年6月18日,当瞿秋白唱着《国际歌》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天前在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三十年后竟会被用作“炮弹”,来轰击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又用作“罪证”,来证明他曾是“叛徙”;直至对他口诛笔伐、“掘墓鞭尸”。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被他的敌党视为至死不悟的死敌,非杀之不足以消除恐惧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生前拖着病弱之躯为着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忘我工作,并为之建立了奇功伟绩,奉献了全部才华和生命;可其死后却不为他的某些战友和同志所理解,甚至在一段时期里也不为他所挚爱的人民所理解,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桩惨烈的悲剧。在十年动乱中,为什么他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又被反复讨伐和批评呢?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当然也还跟他本人有关。瞿秋白本来就是性格复杂、气质特异的文人政治家,借用     

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既反应着作者深刻解剖自己正直知识分子的真诚,又体现着他要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历史的责任感,既抒写着他对毕身追求的理想受到损毁乃至失落的悲情,又表达着对玷污着革命理想的道德纯洁性的“党内斗争”的抗议;在看来消沉悲观的曲笔下,表达的是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灭的心忧和思考。      

鲁迅 瞿秋白 巴金: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和重获

鲁迅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主体人格的极力彰显与坚守,他以“立人”为奋斗目标。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解剖自我,极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巴金在经历文革劫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己失落了的主体人格。如此说来,从鲁迅到瞿秋白再到巴金,20世纪的知识精英们走过了一条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与重获的精神之旅。     

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看瞿秋白忠诚坦白的品格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中,对秋白同志的一个崇高又十分恰当的赞誉。瞿秋白之所以不愧为一位无限忠诚的战士,是因为他曾作为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八七”会议那样的紧要关头勇敢地挑起过革命重担,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虽蒙接错误路线的打击却仍然毅然奋起,在文化战线上同鲁迅并肩战斗,以皇皇论著为中国革命文化奠基;因为他被敌人俘获后坚贞不屈,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但     

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既反应着作者深刻解剖自己正直知识分子的真诚,又体现着他要给后人留玉下一段真实历史的责任感,既抒写着他对毕身追求的理想受到损毁乃至失落的悲情,又表达着对玷污着革命理想的道德纯洁性的“党内斗争”的抗议。在看来消沉悲观的曲笔下,表达的是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受到破灭的心忧和思考。     

王明路线在1933年对瞿秋白的“批判”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借口“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拥护国际路线”,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工作,指责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将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这一历史事件已为史学界所熟知。但在这以后的四年中,王明等人还接二连三地对瞿秋白兴师问罪,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夏秋之间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段历史却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当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揭开了这场政治批判的序幕。《决定》根据瞿秋白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的文章,给他定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的罪名。《决定》指出,瞿秋白的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此,当时中     

在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们这个学术讨论会,是为了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而举行的。我们从全国许多地方来到常州开这个会,因为这里是瞿秋白同志诞生的地方,是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是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景仰和怀念。 瞿秋白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我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五四”时期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0年,他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去探寻“中国社会新生路”。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备党的三大,起草党的纲领,任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参加创建上海大学,参加国共合作谈判和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