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东公孙氏政权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国四分五裂。公孙度割据辽东,历经三世四主,一共统治了五十年,在公孙度、公孙康父子统治辽东的三十年里,利用辽东偏处一隅的有利条件,不参加中原的争战,保境安民,安抚四周少数民族,为开发辽东作出很多贡献。 纵观中国历代军阀割据,一般是破坏和平统一,阻碍社会发展,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一概而论。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时,在“群雄并起”的割据势力中,公孙氏政权不能与吕布、袁术等军阀集团等同看待,因此,应对公孙氏政权给予公正的评论。     

论公孙氏政权灭亡的原因

汉魏时期公孙氏政权割据辽东50年,最终被曹魏所灭。公孙氏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从外部原因看,一方面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均是公孙氏政权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攻灭辽东是司马懿进一步确立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声望的重要一步。当然,司马懿杰出的军事韬略更是平定辽东的关键因素。从内部原因看,公孙氏政权从建立之初就缺乏坚强有力的统治基础。公孙渊的个人素质也是导致其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对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剖析

从公孙度割据辽东开始,到公孙渊称王反魏之前,公孙氏政权基本上采取据境自保,不肯轻易逐鹿中原的策略。公孙氏政权统治时期,对内发展经济化,对外改善了东汉后期异常紧张的民族关系,对东北辖区进行了有效管理并影响后世。     

论列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及其全球化思想

列宁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后、无产阶级政权的维护与巩固时期以及一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一阶段的思想都与俄国和世界的普遍联系密切相关.俄国革命与欧洲、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一国不能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苏俄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均势",决定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苏俄经济文化的落后和世界交往的狭隘性,决定了理想的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在一国是不能建成的.列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其现实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普遍联系是在全球化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其本身也内含着全球化思想,是列宁全球化思想的重要体现.列宁晚年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必须以普遍交往的全球化视野对待社会主义问题.这些全球化思想启示我们,应当具备宽广的世界历史胸怀和眼光,在广泛开展全球化经济与文化的普遍交往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辽西走廊地带民族三交的环境基础及其过程研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国疆域发展过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重要的榫卯作用。自燕秦汉以来,中原农耕民族与东北游牧渔猎民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辽西走廊为交流、交往、交融纽带,通过自然凝聚与政权整合,完成从多元到一体、从分立到一统的过程,而独特的区位和地理环境为辽西走廊及其辐射地带诸民族三交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基础。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地方证据,是中国诸民族通过自然凝聚、政权整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见证。     

中国对外政治话语建构：理念遵循、历史演进及基本经验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遵循“和平为上”基本理念,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交往环境的变化,引领中国对外政治话语建构大体经历了新生政权的维护与反对霸权主义话语的生成、国际认同的提高与全方位交往格局的形成、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全球治理的推进三个发展阶段。其中蕴含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世界发展大势的话语前提;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话语立场;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话语底线;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夯实对外政治话语的生成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胶东半岛海上活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三百余年的大动荡、大分裂时代,中间除去西晋有过短暂统一之外,大江南北一直分治,且各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破坏。胶东半岛先属曹魏、西晋,后又先后被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统治,直到隋重新统一中国。大分裂时代,胶东半岛地处南北海上要冲,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又是朝鲜和日本与中国南北政权交往的必经之地,虽然与南北地域路上交通时有阻断,但海路始终相通,海上活动依旧频繁。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

和亲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对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互动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唐时期的和亲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共同进步,是当今和亲文化项目建设的坚实基础;宋明两朝虽然没与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亲关系,但不乏以和亲促和好的思想文化观念,辽、夏、金、蒙元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多元聚合,反映出中华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以及中国历史为各民族共同书写的鲜明特征;清代的满蒙联姻推动了满蒙汉等多种文化的互鉴融通,增强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情感认同,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西安平考

西安平是汉代设置在辽东郡的重要县级政权。治所长期以来被认为在今辽宁东部的丹东市附近,《汉书》的注释、《辞海》、《辽宁通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述,均将鸭绿江口的汉代安平口误作西安平县。现考,汉代的西安平,置于今辽宁西部的阜新市彰武县西北部的四堡子乡小南洼一带。西安平县统辖的区域曾扩展至今内蒙赤峰,通辽的部分地区。王莽时期,改称北安平。辽朝在西安平故地建豪州。西安平是辽东郡在辽西地区的重要门户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辽东的主要通道。     

试论中国西南新石器文化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西南地区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共性愈加凸现;同时区域内文化的继承关系和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仍然十分明显。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文化不仅对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其晚期文化中所反映出的与祖国内地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特点,是西南地区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生动体现。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中国英语成因略论

中国英语在中西方历史文化交流和语言的接触中形成并发展,国内学者对于“中国英语”的研究由来已久。它不同于中式英语与洋泾浜英语,但随着时代发展,后两者已经或有可能转化为中国英语,并逐渐融入英语语言。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严复的“会通”与自由

从清末开始,中国与西洋接触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强劲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现象。由于文化上的非对等关系,又加上政治和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便带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积极导入西洋文化的潮流与执拗维护传统文化的潮流并存,欲以欧化破坏中国传统的倾向与固守旧有礼教政俗的倾向并存,问题的两面性非常显著。在其夹缝之间,严复摸索出了独自的中西文化"会通"方法。     

试析中泰文化交流新基点——孔子学院

泰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泰两国山水相依,交往源远流长。中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承继于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而历史悠久,建交以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活跃。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更是采用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即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作为推广语言文化的政府机构,在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形式多样,影响持久,深受泰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成为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基点,对中泰文化交流和中泰两国间的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

16世纪末 ,欧洲传教士来华 ,明政府也急于改革历法。于是 ,就发生了以天文学为引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17～ 18世纪的西方天文学东传一直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论题 ,惜乎受限于诸多因素 ,议论文章或专著 ,往往是以偏概全者较多。张柏春所著《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一书既详考西方资料 ,也注意东方背景 ,对东西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测天仪器的发展情况 ,均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较为全面的具体分析 ,议论是中肯的。该书图文齐备 ,在类似图书中值得注目。它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也从技术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东西交往的途径。在介绍此书时 ,我也补充了自己的心得和说明 ,以更全面理解复杂的事物和背景。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体态语禁忌

体态语是人类交际中最常见的一种非语言行为,它包括眼神、手势、身姿、面部表情和体触行为等。由于文化差异,同一动作的体态语会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为不同的信号和不同的信息,稍不注意就会犯忌。因此,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应了解彼此的体态语禁忌,这样才能避免因不＇-5的体态语行为而引起文化冲突。     

晚明天主教与佛教冲突的文化蕴义——以利玛窦为例

晚明时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与佛教发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辩。这场轰动朝野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文化蕴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