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模式与文学研究会的生成

20世纪初,文化思想杂志《新青年》和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具有文化现象的同构性。在其彼此相互联系与共同的文化语境中,创造了现代群体生成的许多可以运作和实践的模式:诸如刊物组织模式、“运动化”思想启蒙模式、精神矛盾悖论模式、现代公共空间模式等。他们不仅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生成、聚散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文学价值重估的意义。     

论《杂志》对张爱玲“经典化”的意义

张爱玲与《杂志》之间的亲密合作是上海沦陷时期其他文学期刊无法企及的。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则是精心呵护与培育作为新星的张爱玲,这在一定意义上给了张爱玲更大的文学空间。《杂志》的“热捧”与顺畅的传播渠道是张爱玲“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作家与期刊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地步。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论《新青年》的公共领域图景

本文立足于《新青年》杂志的大众传媒原生定位,从“公众”的构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外在载体——语言革新等方面,力图描绘《新青年》公共领域图景,并比较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之异同。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

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在此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这样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以深化认识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去政治化”还是“有机调整”:民族文化自治再审视

国内一些学者将近些年颇为流行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思路的理论来源与“第二国际”时期鲍威尔所阐述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勾连在一起.实际上,通过重新审视鲍威尔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可以发现,其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并未“去政治化”,而是对国家中的各个民族、文化与政治、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民族自由与国家统一之间关系的有机调整.     

天津近代文学与公共文化空间

19世纪末天津近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天津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当时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学堂与报馆,它们为一批淡出政治而又关怀民生、不入官场却依然关心公众事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与言论空间。天津近代文学的盛衰,与公共文化空间的伸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是公共文化空间扩展、恢张的时候,文学就发展、繁荣;凡是公共文化空间被压抑而收缩的时候,文学就衰落、枯萎。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现代文学期刊“塑造”作家方式的发生——从《小说月报》“塑造”冰心说起

现代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文学期刊的孕育,作家、文学与文学期刊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期刊运用什么方式来推介能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从而推动自己刊物的发展,可以说是文学期刊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现代文学第一份纯文学刊物——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方式,可以发现,《小说月报》对“冰心”的塑造开创了五四以来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家)、文学期刊紧密结合的传统.而这样一把双刃剑的形成,为其后现代文学场域中出现的国家权力或市场权力渗透导致的“伤害”提供了资以借鉴的反思路径.     

身体话语与“文革”书写——《芙蓉镇》的文化政治学探析

本文以我国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芙蓉镇》为研究个案,以身体话语为切入点,从身体表征、性的话语、身体的抗争与僭越等层面探析文本的文化政治学意涵。本文将身体话语作为解析社会深层权力机制、厘清政治文化图景的镜语,试图在身体话语、权力以及文化政治三者的意义互动中构建对“文革”的历史书写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揭示铭刻在身体之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并由此展开对“文革”悲剧多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论建国初期中国政治文学的典范化历程

从政治学视野考察政治文学的逻辑化演进,可以清楚的发现文学政治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政治化历史进程具有特殊的现代政治学意义.在当代主流意识面临消解与重构的时代,反思历史经验,厘清发展线索对如何改进当代文化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政治哲学的公共之维

作为现代政治社会与当代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之一的“公共”议题,在当代学术界不仅因其共时性的理论面向之复杂多变而饱受辩难,更因其历时性的观念变迁而模糊不清,全球化视野下的先发现代国家与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与错位更为这一概念的厘清增添了困难。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从政治哲学视角出发,梳理了公共理论的历史观念渊源与当代思想谱系,重新界定了被汉语学术界混同已久的“公共”与“公共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权力制衡、相互交叠的公共结构框架,为我们继续思考繁杂的公共生活在当代政治世界的边界敞开了理论空间。     

在历史反思中开拓、整合与求索理论创新之路——“文学研究、文化政治与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黑龙江大学共同主办的“文学研究、文化政治与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3日至4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美国、新加坡、韩国、葡萄牙、奥地利等国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范式转向的学术语境中文学研究与文化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展开讨论,对文艺理论领域中学术政治化的历史经验、现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批判和评估。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论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意义的消解与重构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 ,特别是新时期小说创作 ,区域文化的凸现与审视 ,对当代“小说意义”具有强有力的消解与重构的双重功能 ,它不仅消解着当代小说政治化倾向的意识形态意义 ,而且重构着小说的创作主体、审美对象、审美规范等三个不同维度的审美个性 ,从而带来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主体性”、“话语权力”、“文化编码”等文学本体意义的多元化转变     

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

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杂志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从而出现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并指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在30年代现代文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