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销商及其合作关系与IPO折价——基于多重代理理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多重代理理论研究中介机构对IPO折价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创业板IPO的152家上市企业的调查分析,发现承销商声誉对IPO折价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承销商与风险资本的先前合作会引起更大的折价,并且在此基础上使承销商声誉的负相关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先前合作关系对折价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确实存在负相关趋势,并且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创始人是否是CEO”这一变量成为折价幅度的显著影响因素.     

创业企业IPO折价的影响因素——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分析

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折价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针对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IPO折价的研究还较少.自从我国创业板于2009年10月建立后,创业企业的IPO存在显著的折价现象.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反应过度、反应不足和自我归因假说,尝试发现影响IPO折价的一些因素.通过对153家在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分析,实证检验了首日换手率、申购中签率、市场热度、上市前收益率与IPO折价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大部分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IPO抑价——基于中小板市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我国深圳中小板市场IPO公司为样本,应用对比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及其对应的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IPO抑价之间没有显著的负相关,与中期回报也没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发行费率与IPO抑价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行市盈率、公司流通股本、公司成立时间等指标对IPO抑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股指期货与我国A股市场波动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2010年4月16日,我国酝酿了近四年的股指期货终于推出,而股指期货的推出一方面改善了我国股市单边交易的情形,另一方面,它的做空机制却导致了股市的剧烈波动,因而成为投资领域备受热议的论题,文章在此背景下,以实证的方法分析股指期货与A股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基于沪深A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特殊背景,利用我国2010~2015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正相关;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股东都偏好低股利政策,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的相关性不显著;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效果不明显.     

市场氛围对IPO抑价的影响——基于我国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创业板开板上市的所有新股(共355家)作为样本,研究市场氛围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氛围是影响我国创业板IPO抑价率的重要因素,即使在控制了发行市盈率、机构认购倍数、发行规模等因素之后,结果仍然非常稳健。因此为了降低IPO抑价率,提高股票市场资金的配置效率,需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培育理性的市场投资环境。     

政府干预下治理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我国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政府干预的视角对治理结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按政府干预程度分组研究治理结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干预强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弱化了经理层薪酬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独立董事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负向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IPO抑价的多期滞后效应——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

首次公开发行抑价(IPO Underpricing)是全球各新股发行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一直困扰金融学界的难题之一.在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上,这种现象表现的更加突出.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2004年以后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数据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建立GARCH模型,说明上市公司IPO抑价现象中存在"多期滞后效应",即前期上市公司IPO抑价水平对当期上市公司抑价水平有显著影响.通过分析实证结论,在完善发行机制,提高投资者阅读信息能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对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随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决策有用性在财务报告框架和具体准则制定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对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成为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与上市公司信息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按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组合的信息风险逐层递增;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了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的信息风险,且公允价值计量信息的可靠性越差,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能够有效地降低其信息风险,但对于负债项目来说,并没有起到显著降低信息风险的作用。     

我国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问题探究——从风险理论的视角

养老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一种风险,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认识和重视这种风险.结合中国养老风险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养老风险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征等,可以提出中国养老风险的控制及规避措施.     

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的跨国风险传染——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与沪深A、B股的证据

本文应用VAR—BEEK—MVGARCH方法研究了次债危机对我国沪市、深市A、B股指的国际风险传染。VAR实证结果表明,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可以通过香港、日本股指收益,来预测沪、深两市股指收益。多元GARCH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收益的波动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可以根据美国、日本、香港股市波动风险来预测次债危机对我国股市的进一步冲击。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产权特征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盈余质量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A股市场104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盈余质量的主效应以及产权特征对企业家风险偏好与企业盈余质量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家风险偏好与盈余质量负相关,且这种关系对正向盈余操纵显著;在企业家风险偏好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过程中产权特征发挥调节作用。     

从供求结合的视角看我国农村的金融抑制——基于中国三省九县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金融中介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阻碍随着经济发展越发凸显。所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的表现、影响和原因,探讨解决农村金融抑制的策略和路径,从而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中国三省九县约2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从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通过采用部分可观测的二元常态机率模型,正确描述农户贷款有效需求和正规金融机构货款供给对农村金融抑制的影响,计算出考虑了有效需求后我国的农村金融抑制率约为55.64%,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抑制率81.90%相比大大降低。当前,我国农村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供给型金融抑制,但农户贷款有效需求的低下则可能成为未来农村金融乃至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当前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在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sys-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企业创新绩效正向相关,设置了数字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存在门限突变效应,传播与文化业存在门限收敛效应,其他行业并未表现出门限效应.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最优门限值,创新绩效的提升和企业其他治理特征和规划紧密相关,只有两者同时改进才能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我国企业应构建数字化和其他企业资源与管理战略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     

发展理论研究的发展——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看

一 "发展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它最初出现在欧美,而后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以致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研究"热.     

自由现金流理论或自由现金流“悖论”——基于A股白酒行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进入低成长期的白酒行业,不仅其价格的大起大落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使其处于发展变化的风口浪尖上,而且其行业内部分公司所表现出的高自由现金流、高收益与“高派现”和谐并存的局面更是令我们疑惑不解：难道自由现金流理论在中国真的被推翻了？文章通过对2003年到2012年间白酒行业派现、自由现金流及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自由现金流水平的高低与企业的单位派现水平无显著相关性,但由于高自由现金流企业的派现意愿普遍更强,并且高股利支付率与企业的代理成本水平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白酒行业的表现并未推翻自由现金流理论,只是国内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普遍偏低,又缺乏高派现的内在动力,这才是导致自由现金流“悖论”假象产生的真正原因。     

金融危机下国有化与企业短期财务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国有股比例、企业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性质为自变量,以企业短期财务风险为因变量,利用Z值模型方法,就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之国有化与短期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就应对企业短期财务风险而言,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平均状况或表现要好于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并非全然现象,而企业国有股比例及企业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性质对企业短期财务风险的影响则均系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才逐渐显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短期财务风险,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保证国有性质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地位有助于其平稳度过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