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合流——黎族与高山族创世神话比较研究

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的创世神话有着很明显的相似性:天、地、宇宙的出现是既定的,神话中很少有关于"天地、宇宙如何而来"的讲述,找不到它们如何而来的明确答案。相反,"太阳神话"的数量之多却传递出另一个信息:他们不重天、地,但重视太阳,太阳是万物之始,太阳神话是创世神话的主角。这样的相似现象并不是偶然,而是百越文化与海洋文化共同催生出的结果。     

南“诏”与越“昭”——兼论濮非越

《南诏德化碑》赞南诏阁罗凤:“诏弱冠之年,已负英断。”《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明洪武年间钱古训奉命出使缅甸,途经今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回来写了一本《百夷传》,说傣族称当时的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土官思伦发”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至今,傣语仍称王族为昭。“昭”,汉文书写固异于“诏’,含义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均是汉译写字,译之者仅取其音相近之字标写而已,并未拘泥于字形本身的同一,犹如印度,古人既译写作“身毒”,也写作“狷笃”、“乾笃”、“乾竺”及“天竺”等。傣“昭”与南“诏”译体同一,史载昭然,今语昭然,因此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适时地引出了一个论题:唐中晚期称雄于中国西南一偶的方国南诏,是泰掸人主建的国家。是耶非耶,迄今乌云已经拨开,研究已近结论;南诏国主不是泰人掸人,而是古代氐羌的传人。然而,南诏“谓王为诏”,泰掸人“谓王族为昭”,二者间是否存在着因袭关系,仍未见有论者略为深涉,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漫谈浙江古越族文化特征中的“水”以及古越族文化与华夏、百越的融合

在祖国大陆的东南方,有一块突出在东海之滨的肥沃土地。它面临浩瀚的东海,背靠丘陵山地,有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天目山等等名山拔地而起;有富春江、钱塘江、曹娥江、瓯江、信安江、桐江等名川以及无数的溪流蜿蜒、伸展,滋润着大地万物;在山河之间分布着金衢盆地、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以及东部沿海一些小块河口平原。在每一块平原上,也都流淌着密如蛛网的河叉水道。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道纵横、物产丰富,江河大海有着丰盛而富含营养的鱼虾海鲜,崇山林涛又有许多的山珍禽兽。在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气候、山川和物产条     

民族整合、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第五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1年12月28～29日,广西民族大学与老挝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在老挝万象顺利召开。论坛以"民族整合与发展"为主题,来自中国、老挝、越南、缅甸四国的50名学者出席论坛并积极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32篇。会议就各国共同关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对各国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比较——“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二

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主要都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但却有着较大区别。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苏联/俄罗斯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相关,而并不像美国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     

南岛民族与岛屿东南亚社会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四

回顾了蒋斌近四十年来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经历。他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同样重视,认为人类学的理论关怀更广,具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民族志调查则从不同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去理解多元的社会形态。他的硕士论文用曼彻斯特学派的冲突理论分析排湾族的贵族制度,并对当时的人类学田野方法做了反思;博士论文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理论去解释排湾族的阶级社会。从台湾原住民的排湾族到东南亚沙捞越地区,他的足迹遍及岛屿东南亚社会,在他看来,研究东南亚能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岛屿上发生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

作者从诸多古代文献中抽取出中国先秦土地神“社”的崇拜,并将之与近代老挝、越南未受佛教影响的泰族土地神勐神的祭祀进行比较研究.他通过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汉学与人类学交叉的视角,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泰、倮倮以及苗族文明之间有诸多的关联点和令人吃惊的相似性,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宗教.同理,文章也揭示了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文章还说明了近代白泰和黑泰的勐神祭祀,其实是这个族群得以维系数百年的重要纽带,现代西方制度的介入亦不能从根本上将其改变.     

“沧浪之水”今何在?——文化生态系统视域下的文化生成、传播与实证研究

文化生态系统是特定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础.文化内在的“生成性”特征决定了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文化是特定“时间-历史”情境中的主体不断建构的结果,建构形成的“文化”又在新的“时间-历史”情境中得到继承、诠释和传播.纵观以“沧浪之水”为载体、以“有道则出、无道则隐”为核心的“沧浪文化”生成、发展和传播全过程, “沧浪文化”从文化的原始生长点出发,早期为扩展扩散,后期为迁移扩散;经由地理表征“升华”到经典文化中,又从经典文化“落实”到地理表征上的双向互动的生成和反身建构过程.就现实意义而言,不同地域的同类文化之间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关系,绝大多数地理性的“文化正宗”之争可以就此打住.     

“奥斯曼主义”思潮始末——兼析“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之异同

"奥斯曼主义"是奥斯曼帝国后期兴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该思潮往往和别的思潮并存于帝国后期,尤其是它曾和"泛突厥主义"一起成为了青年土耳其党人专政时期的主流思想,致使不少人无法区别二者,进而混为一谈.通过科学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认识误区的根源乃是大多数人对"奥斯曼主义"远不及对"泛突厥主义"了解,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全面而彻底地认清"奥斯曼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本文正是试图还原作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奥斯曼主义"之本来面貌.     

确立“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

本文接着前面五篇的文脉,以书艺“永字八法”为喻,概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国梦”标志民族和谐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破解民族理论熵爆炸带来的“川字幻局”,从而化“川”为“永”的基本态势.全文在详述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回应“川”局两派熵态观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之后,以同构的方式强调:新常态下的中国民族理论依然要按照“永字八法”守正创新、切实躬行、求真务实、减熵增信.     

从“跨文化比较”到“跨自然比较”——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范式转换

比较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对比较法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考察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的两大范式。其中,“跨文化比较”以文化为基本对比单位,旨在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结构与变迁、自性与他性;“跨自然比较”倡导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而非世界观(文化)之间展开比较,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者世界的自为秩序。在处理比较与翻译的问题上,跨文化翻译重视在语言层面建立共识,跨自然翻译则侧重在概念层面厘清疑义。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致力于破解现代人类学“译不可译”的认识论困局。     

读“方李莉《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之路》”有感——再谈民族音乐文化之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及十六字箴言,以作者方李莉观点为视角进行了论文的论点和论述方式、论证方法以及表达思想的讨论,并结合民族音乐的发展要求,最后总结得出文化自觉的现实意义,对不同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应持的态度,对个人、对国家的积极影响,以达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论和谐发展观与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关系——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四

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必须以我国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和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抓住我国多元文化中的和谐本质,坚持民族话语权,既要尊重、继承和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促进民族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同时也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禀赋、甄别与创新:基于“中国之治”的传统政治文化检视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文化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内化形成独特治理思想和方式,呈多面性、复杂化、立体构架特征。传统政治文化既有积极价值又有许多消极成分,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甄别。发掘传统治国思想的有益成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发展方向,既要在基本原则上分析,还需要包括方法和具体方式等方面的综合思考。由此通过多维路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增强文化自信。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理论对话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     

赏历史题材交响乐,品核心素养之“文化理解”——关注“文化理解”之“音乐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在2017版普通高中音乐新课标中,提出了学科的三大核心素养,而文化理解作为核心素养之一,意味着我们要特别重视从文化角度关注音乐作品和音乐现象,并通过音乐感知和艺术表现等途径,理解音乐语境中的人文内涵。而对于文化理解的关注内容自然涉及广泛。本文从音乐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出发,谈谈历史文化在历史题材交响乐中的重要作用,不当之处望同行批评指正。     

“指导性变迁”之我观——瑶族文化研究札记

一、小引 一个社会的变迁(Social change)取决于两种力量的作用: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内部动力主要包括权力变更,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某种重大的发明等。外部力量则是在其他民族文化作用下(包括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技术引进等方式)所引起的变故。指导性变迁(Directed change)作为一种技术或观念习俗的引进,成了当今应用人类学的重要手段。所谓指导性变迁,指的是个人或群体主动地、有目的地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技术、社会和思想的习俗。虽然,迄今为止,人类学界对指导性变迁仍见仁见智,其中来自反对意见的最一致观点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是其在历史嬗变中自行生长、形成模式(Pattern)     

“中庸之道”与“真忠正道”——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中的和谐之道

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两大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历史悠久、影响广远,有着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内在精神和历史命运,例如两大文化显著的和平精神与深邃的和谐理念就颇多相合。中华传统文化倡导不狂不狷的中庸之道,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之境;伊斯兰文化倡导敬主爱人,强调守正不偏,追求和平中正的和谐之道。早在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先贤就已注意到两大文化的共通之处,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思想体系,将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与伊斯兰文化的中正之道融会贯通,提出了"真忠正道"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思想理论,为沟通中、伊两大文化,促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从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到“中国模式”

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契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取得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取得的主要成功经验,阐述了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行后续思考时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构建“和谐社会”到共建“和谐世界”——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五

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概念,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共建和谐世界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发展观,在尊重、继承和弘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促进民族文化的可持性发展的同时,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彼此互相借鉴,求同存异,促进世界各民族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