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关系试探

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渊源甚深,是最早与慕容鲜卑进行政治合作的北方士族之一,封氏在慕容鲜卑建立的诸燕政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为慕容诸燕政权作出过重要贡献。当然,封氏也从与慕容鲜卑的合作中,获取了很大利益,其在十六国北朝长盛不衰的政治基础,就是在与慕容鲜卑的政治合作中奠定的。     

五胡政权中汉族士大夫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除少数几个边远政权以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汉族土大夫的招揽和任用。如慕容廆为求辅于汉士人高瞻而亲自屈尊拜见,并“数临候之”;拓跋硅对汉士人“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石勒甚至为汉族士大夫专门设置了“君子营”。在胡族统治者极力招揽的同时,大批汉族土大夫或出于在中原大乱的困境中寻求庇护,或企望投靠少数族统治者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或迫于少数族统治者的强力     

慕容鲜卑的崛起与夫余的灭亡——兼论夫余灭国的慕容鲜卑因素

关于夫余灭国的原因,慕容鲜卑政权的崛起及其对夫余的攻伐无疑是夫余灭国的催化剂。其中,前燕国力的不断增强,使相对弱小的夫余成为慕容鲜卑不断进军的对象,迫使夫余屡次西迁并使夫余势力日趋衰落。在这一过程中,西晋初期实力足以帮助夫余复国,尚可维系＂华夷秩序＂;东晋势力衰弱,慕容皝时期前燕走向强盛,夫余失去了保护伞。最终勿吉崛起,灭掉夫余。     

前燕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兼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心态

3—5世纪,慕容鲜卑人的正统观念在"华夷观"、"正闰观"、"道统观"的阶段性变化中,体现出前燕政权"勤王杖义"、"自称燕王"、"已为天子"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原士人出仕前燕的心态也经历了由慕容廆时期受"华夷之辨"影响流寓前燕多为避乱保宗族,到慕容皝时期欣然接受慕容氏政权,甘心情愿建立功勋,再到慕容儁时期认同前燕承续正统的转变。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即为前燕的德运之争,由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的图表中前燕奉行"木德",入燕出仕的中原士人在前燕德运之争中为慕容儁出谋献策,使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期所奉行的"水德"最终实现了在慕容暐朝改奉"木德"的转变。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祖源关系探讨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从二者的语言、习俗以及有关资料查考来看,他们是发源于同一地的两个民族,他们分别是东胡系(种)宇文鲜卑……契丹和蒙瓦室韦后代。 一、东胡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宇文周书》记载,“辽为炎帝之后,世为森济(原作审吉)国有一个名曰葛乌图(本名可能是叫葛恩图,发亮的意思)者,世雄朔陲,号曰东胡”。据《满文传记》记载在周敬王初(公元前六世纪即519年)把周围远近的大小十七个部落组成东胡部落联盟,它地处匈奴以东,肃慎和扶余的西南,据文献记载,它早在商周时期就活动在我国的东北,春秋战国时期在燕国的北和东北方。《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首先…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牙帐设在紫蒙川一带(今辽宁省朝阳县西北)。     

“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慕容鲜卑是中国古代北疆少数民族之一,其建立的三燕政权影响着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辽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时期东北民族聚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东部鲜卑通过战争完成了内部整合,段部、宇文部汇入慕容部,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分,期间经历了民族间的“同化”与“异化”,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唐代臣僚与道教的关系

唐代道教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除了统治者非常重视研究和利用道家学说及道教方术外,臣僚中的一些政治改革家、社会批判思想家也常从道家或道教中寻找理论武器,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产生了一批有成就的道家(道教)学者,他们通过注解老庄,阐发道家哲理,撰写了一批卓越的道家著作,推进了道家理论的发展.道教不仅渗入政治生活,也渗入了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 道教;唐代臣僚;道举制度     

从转轮王到顶轮王——佛教轮王思想盛行的政治因素剖析

佛教中的轮王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很大。小乘佛教中的转轮王被塑造成护持佛教的世间统治者,突出其政治性的一面;大乘佛教中,转轮王变成佛法践行者,最终成为佛教神祇,强调其宗教性;密教中的顶轮王则既是统治者,又是佛教神灵,融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正、反、合的逻辑演进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政教关系的不断调整,反映出佛教的政治理想和理想政治。轮王思想的传播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赢得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而统治者也利用其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利用轮王思想为称帝制造舆论的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萨满教的英雄崇拜与北方民族的崛起

回顾中国历史:鲜卑建魏、契丹建辽、女真建金、蒙古建元、满洲建清,这5个入主中原的王朝立国约800年,对中国及亚洲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而这5个民族都是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一个民族的兴起有其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而文化是其底蕴,这些民族文化的最终核心是萨满教,从萨满教的英雄崇拜,可以揭示这些英雄民族勃兴的部分文化原因。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佛教伦理思想是理解佛教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佛教在积极地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则,另一方面则通过自身丰富的思想、历史、文化底蕴,向现代社会提供着构建和谐的积极因素。从现实的经验层面看,研究佛教伦理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故而本文从佛教自身的资源出发,通过国家管理、道德建设和生命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佛教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小乘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的傣族封建统治并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深入到傣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傣族社会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从佛教与领主制政权的关系、封建法律对佛教的特别保护、佛教戒律对人们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佛教与诉讼审判制度，以及佛教与处罚手段等方面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影响。     

慕容燕迁都探析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慕容燕随着实力的消长,在进取和撤离汉文化中心区的过程中,都城不断迁移。前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汉文化中心区扩张,其迁都是主动进取性的;后燕、西燕、南燕随着实力的削弱,逐渐退出汉文化中心区,其迁都是被动退缩性的。慕容燕多次迁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