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民族矛盾——《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不应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以往对满汉民族关系及其矛盾这个晚清社会客观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历史知识给学生传授得不多。这种倾向应予纠正，因为在《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教学中，满汉关系及其矛盾是不应也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晚清中国人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满汉民族矛盾客观存在,各种社会进步力量都为使中国实现民主、富强和国家的统一而奋斗。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满汉关系)的严重分歧,但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进程。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晚清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民教冲突

晚清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民教冲突多由现实的利益冲突所引起,清政府处理民教冲突的做法固然暂时可以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但也使民教的仇恨不断积累、深化,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的展开准备了条件。     

18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１８世纪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确立与实施宝成关１８世纪的中国，即清中叶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时期，清政府一反清初对耶稣会士的优容礼遇，采取严厉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被全部驱逐出境。其影响所及，不仅使以传教士为主要传媒的西学东渐潮流为之断落，并导致清政府再次颁布...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试论清末新、伊分治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

本文以清末满汉关系为大背景,分析了新疆建省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形成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认为新、伊分治局面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事实上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两相不容,权力掣肘,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中体西用是晚清三次新政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中体西用思想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经历了形成、成熟和衰落诸时明，与晚清的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本新政相对应。可以说，中体两用是晚清三次新政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从中可以窥视出晚清社会思想的演变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启示和借鉴。1、中体西用是同光新政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虽然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但对其作全面的最初表述却是在同光新政开始时期。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的失败，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惊．朝野上下作出了不同的反映。1842年鸦片战争刚一结束，魏源就在《海国图志》一…     

洋教习与晚清的教育事业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把那些在晚清时期（1860——1911年）应清政府之聘来中国担任学务顾问、西学督导、留学生监督、总教习、副总教习、监院、园长、教习、副教习、家庭教师等职务的外国人统称为“洋教习”。本文拟对洋教习与晚清教育事业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戊戌、庚子年间的谣言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至义和团运动期间,社会的剧烈变革与动荡,引发谣言空前奔涌。谣言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该时期的谣言,彰显出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满汉矛盾、帝后矛盾及中外矛盾等。与此同时,谣言的疯传,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迷信风气盛行,煽动了朝野上下的战斗情绪,使中外关系紧张,政局进一步恶化,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而军队数量则有增无减。为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军事近代化进程,清政府对军费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虽然有些迟滞,但其发展趋势是符合军事近代化规律的。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喇嘛教政策

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政府的一项传统政策,它在维系、巩固和加强清代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过程中,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很多研究清政府喇嘛教政策的人,往往着重于清入关后的一段时期,对于入关以前的情况,则苦于资料的缺乏,语焉不详。许多材料证明,清政府利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藏民族的工具,早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提出和倡导这项政策的是满族政权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把它系统化、制度化的是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本文仅就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喇嘛教政策,作概略的探讨。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中的澳门史料

《粤闽巡视纪略》中关于澳门部分的记录，是反映清前期澳门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不仅详细报道了清前期澳门地理、军事、经济、宗教、方物及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情况，还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前期澳门葡萄牙政权与清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很多资料均为独家记载。     

扶持与管制并行:晚清中国商会发展策略

西方国家商会发展体制被类型化为英美模式、大陆模式以及东方模式,其核心乃为政会关系之疏密。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商会于20世纪伊始在晚清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大力扶持的同时,晚清政府亦通过《商会简明章程》等法律规范建立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商会管制体系。扶持与管制并行的发展策略使晚清政府与商会之间形成相对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虽然二者之间亦会因管制而生争执乃至冲突,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商会在政府有力支持下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     

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

晚清的外交，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和屈辱的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似乎发现可以利用条约体系牵制列强，被迫采用了西方的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晚清的外交档案中，不乏...     

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