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对普遍主义到有节制的普遍主义--多元主义与罗尔斯政治伦理对启蒙理想的执守

罗尔斯早期的正义理论在秉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理想的同时,也承袭了启蒙运动价值一元论的绝对普遍主义内在冲动。鉴于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普遍主义倾向之间的内在张力,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把社会正义理论从早期的绝对普遍主义转变为一种有节制的普遍主义,以继续捍卫启蒙理想。     

地区间主义的发展及对我国的意义

地区间主义是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本文介绍了地区间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研究状况,并对其表现形式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21世纪初的地区间主义是新型国际关系在全球层面的体现,其显著特点是新兴大国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我国应积极推动地区间主义的发展.     

新功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的适用性

新功能主义最初产生于总结与解释战后西欧一体化经验的需要,随后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兴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的开展,为新功能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适用问题提供了检验机会。发展中国家两次大规模的一体化经历,在其一体化的动机、条件与结果方面都显示了与西欧经验的巨大差异。新功能主义对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一环的一体化的解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意味着传统理论需要新的扩展与融合,尤其是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融合。     

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

长期以来,审美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对它的界定却比较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性和严格的学理性。其实,在"生存"、"艺术"与"现代"的三维关联中,区分并考察审美主义的类型,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审美主义是有关生存与艺术的形而上构想,是有关现代的诊断与救治的方案。审美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各种理论论述、艺术实践与生活实践。审美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感性审美主义、游戏审美主义和神性审美主义,各种审美主义的关联是其精神价值的本源,这种关联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已遭到致命的破坏。     

论康德对普世主义的理性奠基

康德的普世主义具体体现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等领域.与传统的普世主义相比,康德更重视其先验的基础,即理性的理念.合目的性、永久和平、善分别是康德为这三种普世主义奠基的理念.理念使得康德的普世主义具有纯粹性、整体性、范导性的特征.康德的这种奠基工作在普世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中庸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方式。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本质主义体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本质主义表现在重建非经典化知识、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中庸主义指涉文艺学知识“场城”、“关系主义”等。文艺学知识建构中多元思维应该形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关系,时刻保持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

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既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主题,也是当今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生产主义"概念分为狭义生产主义、广义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狭义生产主义是和"消费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重生产轻消费的社会体制及其发展模式.广义生产主义中的"生产"是指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运行体系,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故广义生产主义也可称为泛生产主义或泛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表述为"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其核心是用"物质生产"活动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及形态.其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主要有三,即资源无限的"自然"理念、欲望为本的"人性"理念、经济制导的"发展"理念.研究生产主义不只是我们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概念基础,也是我们开展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工作.     

论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差异

本文从中西伦理价值观的人性基础、目标、基本取向和实现机制等几个基本方面对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认为道德之性与自然之性、德性主义与幸福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感主义与理智主义等几个方面的区别构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中西伦理价值观体系的不同理论特质。     

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比较研究

论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东方主义分为自为东方主义、拟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分为自为西方主义、拟西方主义。自为东方主义和自为西方主义分别反映实际存在的真实东方和真实西方;拟东方主义和拟西方主义分别反映被歪曲的想像性东方和想像性西方。在相同文化地域内,人可以认识现实客体;在相异文化地域内,人只能认识虚拟客体。     

专业主义的概念发展及逻辑互动机制研究

专业主义研究发轫于职业社会学,如今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其概念发展经历了职业化和组织化两个时期.其中职业化时期强调专业主义对个体从事职业的作用,凸显了专业主义独立于组织和市场的特征;而组织化时期则突破了组织和市场的壁垒,关注了专业主义内部专业主义逻辑与管理主义逻辑的互动,并在不同组织目标紧迫性和管理能力影响下,逻辑间的互动呈动态性特征.在管理实践中,专业主义对社会环境构建、公司发展、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均具备积极意义,为更好发挥专业主义作用,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专业主义在专业服务公司中的地位,关注非传统领域的专业主义形成.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兼容并蓄的精密司法——日本“混合主义”刑事审判理念解读

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混合主义”理念和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制度安排,在一审前、一审和一审后程序中均有两种因素结合的体现。但在实践中当事人主义因素却被还原为了职权主义因素。在制度设计中,两种因素如何配置,模式不是单一的。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完善中,应着眼于文化和制度传承进行更审慎的选择。     

国家主义、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相互关系

冷战后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发展 ,对传统的国家主义提出了挑战 ,但区域化和全球化仍然是国家主权选择的结果 ,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决不能排斥国家主权的中心作用。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相互兼容的 ,又是不可替代的。区域主义是对全球主义的补充 ,是当代世界的现实选择 ,区域主义的实践活动为全球主义提供宝贵经验 ,区域主义是通向全球主义的必由之路。     

对波普尔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反思

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波普尔的反本质主义进行了反思。首先介绍了波普尔如何通过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而把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归为本质主义予以否定。其次,提出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本质主义,分析了本质的词源和历史上探讨本质和本质主义的典型观点。最后,指出现实中如何正确判断本质主义。对柏拉图、马克思等人在重要理论的建立中所用方法进行了分析,提出波普尔的不当之处和如何正确对待社会历史观的新看法。     

宗教多元主义如何可能--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困境

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与宗教多元的处境始终充满张力.英国比较宗教学者约翰·希克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批判反省式的学术研究,洞察到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严重威胁,构建了宗教多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旨在超越宗教价值取向上的绝对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谋求信仰者间的平等关系与宗教和平关系的建构,这种努力的结果导致其理论具有基础主义、宇宙乐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其理论陷入困境的根源之所在,它预示着宗教际问题的解决需要走多元化之路.而张扬宗教多元主义、谋求宗教对话和宗教和平关系的建构本身需要参与到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互动之中,走多元化之路才是可能的.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论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与超越

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并不是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只是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替代和超越。它用人性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性普遍主义,用人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神权普遍主义,用规范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的价值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体现着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它为克服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弊端提供了一套新的替代方案,但是其本身并没有摆脱普遍主义的内在悖论,它缓和了内部的冲突,却加剧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重新理解权利——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权利概念分析

在对主体权利和人民主权关系的理解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把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道德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把人权看作是脱离人民主权而私人独立享受的东西,主张用一种弱的民主制度来实现人权。而共和主义则相反,从伦理共同体基础上理解人权和主权的关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认为人权只能在人民主权的实施中被享用,主张用一种强的民主制度来保障人权。而哈贝马斯强调从程序主义角度重新理解权利,把人不仅作为法律的承受者,而且作为法律的创制者,强调人权和主权是相互补充的,主张通过程序主义的民主制度保证同时实现人权和人民主权。但是这种程序主义却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