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问题产生的利益根源--一个生存论的考察

从生存论的角度看,在众多因素当中,利益的竞争是构成科技伦理问题产生的最基本根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满足和维持人类生存这一最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但由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上的竞争,造成了科学技术的盲目滥用,以至于使人类陷入严重的新的生存危机.实现科技社会向生态社会的实质性转变,将把人类引向通过利益的调整来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健康发展道路.     

走出技术理性的生存论困境

在现时代，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人带入了被技术控制的困境之中。技术理性带来了人的生存危机，带来了人的精神的失落和人性的沉沦。解脱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意义造成的异化，是本文的主旨。最根本的方向是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生存，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的目的。这也是马克思对科技异化实质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     

论新时期大学生科技伦理观的培养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使人类面临着很多新问题。突出的表现为在科技发展的同时,科技成果的不当使用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危机。所以,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生产的主力军,培养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以新时期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大背景,探讨培养大学生科技伦理观的重要意义及相关价值,并指出当前大学生科技伦理观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改进的具体措施。     

科学发展观中“人”的路径指向——兼论以人为本对物本主义的范式转换

物本主义引发了资本主义大繁荣,但物本主义在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由物本主义向"以人为本"范式转换的思路,将"人"的发展路径指向"自由个性",这是人类真正发展自我的前提。     

科技异化的社会根源与治理路径

科技在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其“异化”的表现，诸如人类生存危机。科技异化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特定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国家地区间利益冲突、科学技术评价的困难等，可通过端正和重塑社会的价值取向、尊重科学家的理性选择、共赢价值观的普及等路径来治理。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科技风险的伦理思考

一项科技活动的最终结果存在着与科技的目标之一——善相反的可能性,这就是科技风险.可以说,科技风险始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且随着人的认识能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所涉及的领域的不断拓展,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在人类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科技的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大.人们要考虑的,就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科技的风险,使每一项人类的科技活动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     

科技的人化何以可能

科技人化主要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从而克服科技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进行,使科技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科技。科技之所以能够人化,是科技的本性使然,即科学技术的生活基础、科学技术的人性根基、科学技术的实践本质。     

池田大作整体主义文明观论析

池田大作根植于东方文明的土壤并立足于佛法的普遍性生命观,提出了万事万物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存在,因此他认为:要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必须以整体主义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整体思维;要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且世界的一体化离不开"世界公民"的培养。池田先生的这一整体主义文明观颇具东方特色,是东方思想家对21世纪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贡献。     

科技发展和人类的生存方式

人类社会的危机并非来源于科学技术,而是植根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类非健康的生存方式导致了科技作用的异化,只有改变人类非健康的生存方式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