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赋体渊源索解——兼说"命赋之厥初"

近年来,关于赋体源流之探讨,学界多有论说,意见亦纷纭杂出,莫衷一是.笔者本文拟就赋体之初义切入,溯源综该各家之说,寻绎诗骚、战国行人辞令、隐语等与赋体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各自于赋体文学之促生之功.继而比较屈宋创作心态之异,倡言成熟赋体作品成自宋玉之手.兼论宋玉当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之第一人.     

"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自由之反思

通过对行政裁量权概念的分析及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泛化由概念的抽象性和翻译的问题产生.行政裁量权产生和运行过程中受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行政法基本原则制约的现实,否定了行政裁量权中"自由"的存在空间.从行政裁量治理的心理学角度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定位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自由"之否定更有独特的功效.     

从"贯革之射息"到"王道成"——《召南·驺虞》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

《召南·驺虞》早期传解之差异是分析《诗》在宗周时期及从宗周官学到孔门仁学转变的典型案例.从安大简《驺虞》来看,此篇之起,或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由《墨子》和《乐记》所载,《驺虞》篇在周初即发生过一次传解的转化,从息"贯革之射"的止杀弭兵诗发展成歌颂众官齐备的颂赞诗.至于解驺虞为嘉瑞仁兽,实际上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海经》《尚书大传》《淮南子》等所载之瑞兽故事、《尚书·洪范》《礼记·中庸》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以及《毛诗》序传自身内在系统性与整齐性要求,等等.《驺虞》篇早期传解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用习惯,其传解逻辑之转换同文字形态之变化亦正相关联.     

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

从政治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似乎都缺乏让商议式民主生根、结果的丰厚的土壤.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基层出现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之案例,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人注目,曾被有关机构评为"中国地方制度创新"奖."民主恳谈会"将商议式民主带进到基层民众的政治生活之中.本文从商议式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民主恳谈会"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与意义.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儒家"身体"正名

"身体"内涵的含混不清,是儒家身体观在当前颇受争议的关键原因之一.从字源义的角度分析,"身"与"体"都与身体密切相关,但是二者都不能等同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身体,而且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决定了对儒家"身体"概念的界定,必须结合思想的角度来分析.从儒家经典文本来看,当他们提到"身体"时,想到或意指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这个生理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与其他各事物密不可分,关联着体验、践履、身体力行等涵义,从而使其思想呈现出重视"身体性"的特点.     

从《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诗言志"的理论内涵新探

关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闻一多认为"志"有记忆之意,故"诗言志"表达了诗歌最初的记诵功能,由于见解新颖,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从古文字和新出文献来看,"诗言志"的"志"本指"往"的意思,所以仍以传统"志之所之"为是。又因为"志"是一切语言核心,从而"诗言志"这一命题既区别了诗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不同,同时又注意到了诗和早期其他文体的不同。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生活质量的历史文化向度--从波普尔"世界3"的观点看

以往进行的生活质量研究主要是从客观角度,从主观角度,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的.从波普尔三个世界的观点看,这几种研究都有一种缺陷,即只考虑了"世界1"和"世界2"里的生活质量,而没能考虑到"世界3"里的生活质量问题.从"世界3"的观点来看,生活质量应具有一种历史文化向度.因而,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构成了生活质量研究的一种必要视角,并能充分展示生活质量的现实意义.     

关于陶渊明"回归"主题的文化阐释

回归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主题,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三个层次显在的、隐在的、终极的.归是陶诗之骨从文化的角度阐释陶渊明回归的深层涵义.可以看出,只有对"屋"的双重的文化内涵有了充分的理解,才能读出陶渊明归于其居的深层意味.陶渊明的回归是儒道互构的,是亦儒亦道的,使得晋人在人格精神上获得了某种同质.他们完成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统一人格美因自然美而显,自然美因人格美而彰,二者是一种同质异构的关系.魏晋时期既是人格自觉的时代,又是山水自觉的时代.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词话"辨正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