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和壮美相结合——关于《野草·雪》

近几年来,由于《野草·雪》被选入中学教材,学术界关于讨论《雪》的文章也象进入严冬的雪花,漫天飞舞。见仁见智,意见常常尖锐对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何处呢?粗疏地归类,大约可集中在下列几个问题上。首先是《雪》有没有象征意义?有的同志认为《雪》无象征、无寄托。《雪》的主题是揭示自然的美,生活的美;抒写了鲁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比较少。大部分同志都认为《雪》有象征意义。但一旦论述到“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的具体的象征意义时就产生了三种对     

中国古典意象问题

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敏泽同志在讲授先秦文学理论批评时论到中国古代意象论问题。他认为向来以为“意象”一词来自国外,其实是我们传统中所有的。 中国古典意象论有两个源头:《周易》和《庄子》。《周易》中认为“言”“意”是不能完全被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庄子》要求舍“象”求“意”“言”、“象”仅是“得意”的手段。《周易》重、“象”,《庄子》重。“意”,但这时“意象”还设有作为一个词组出现,仅仅具有对“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但对后世的“意象论”发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学家董辅礽和李泽中应邀来我院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家董辅礽同志和该所经济学家李泽中同志,应我院邀请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我院政教系讲学.董辅礽同志的讲题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价值规律和经济体制改革》.李泽中同志的讲题为:《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此外,李泽中同志还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雇工等若干理论问题与政教系部分教师举行了座谈.董辅礽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目标”、“道路”和“阶段”等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命题的含义.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奋斗的目标.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除了具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方面以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究竟育几条规律?这个原来有争议的问题,前不久又在哲学论坛上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来。有的同志认为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见197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有些同志认为“有三个”,“不可以对立统一规律来代替其他规律。”(见1979年5月3日《光明日报》)还有的同志说“从唯物辩证法的本性来看,把它的规律限定为一个或三个都是不对的。”“既然客观事物的普遍的本质的关系有许许多多,那么辩证法的规律也应当许许多多。”(见197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姚伯茂同志在同年6月     

关于“钩以写龙……的解释

《叶公好龙》这篇寓言《中华活叶文选》 (以下称《文选》)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称《古选》)都选入了。这两本书对“钩以写龙”等三句的解释,都觉不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解释这三句话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以”、“钩”、“凿”三个词的词性及其意义。关于“以”的解释,《文选》及《古选》都认为是介词,作“用”解;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如果把“以”作介词“用”解,一、二两句讲通了,第三句就讲不通,     

对“三个有利于”思想的几点认识──读《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札记

关于衡量我们改革开放乃至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和阐述的中。巴问题之一．对此，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拿事实来说话”[1]，也就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其具体表述即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简称“三个有利于”）。如何全面正确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谈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三个有利于”思想由来已久，有个逐步…     

双音形容词的重迭方式

双音形容词的重迭方式,一般的语法书,只提AABB的重迭方式,并且把这作为与动词区别的标志之一,象“热闹”,“热热闹闹”就是形容词,“热闹热闹”就成为动词。的确,有些词,象“热闹、高兴、快乐、端正”等等,是可以由不同的重迭方式区别其词性的。但是有些词,却不尽然,《现代汉语》(修订本)(胡裕树主编,     

学术研究与争论都应实事求是——致文达三同志

文达三于1988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中有画”辨》(以下简称《辨》)的文章,笔者读后觉得有诸处不妥,便写了一篇文章兼与之商榷,题为《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兼与文达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内涵》)也在同刊1991年第1期发表;文达三阅后写了一篇《答赵玉桢同志》(以下简称《答》)的驳论文。观其文章,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何以……为?”别解

《山东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1期许进先生《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以下简称《疑》)把关于“何以……为?”句尾的“为”的词性的意见归纳为三种:1.语气词,此说见于杨树达《词诠》、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王力《古代汉语》(1962年版)等等;2.介词(介字)、语气词(作为“哉”字     

再谈动词后面的“到”——答《也谈动词后面的“到”》

拙作《谈谈动词谓语后面的“到”的性质和作用》(以下简称《谈“到”》)发表后,陈永生同志不吝指教,我很感谢,但还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陈永生同志的文章根据近来语法界有的同志在“结构”和“短语”问题的讨论中的有关观点,把“动词+到”这类语言现象也说成是“短语”——状心短语或补心短语,并用它来对《谈“到”》一文提出异议。我读了以后,感到陈文无论是破还是立,都还缺乏充足的依据。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陈永生同志。     

重特色 重方法 重队伍建设——关于“两课”教学方法改革之我见

国家教委《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教社科(1995)10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两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并在教学中贯彻落实《若干意见》提出的“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二是如何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并结合高校实际开展教学改革和建设;三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发挥“两课”在高校     

淮军成军时间考

日前读了贾熟村同志的《淮军初建的几个问题》,感到淮军建立时间仍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写此短文与熟村同志商榷。关于淮军成军时间问题大体有3种意见: 窦宗一在《李鸿章年(日)谱》中写道:“三月三日(农历二月四日),鸿章随曾国藩检阅淮军,淮军正式成立。”     

“是”字詞性辨

现代汉语里,“是”字的运用,极为广泛。可是有两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即“是”的词性问题和“是字句”的语法分析问题,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而“是”字的词性问题是关键。围绕着“是”的词性问题,语法学界历来流行三种观点,或认为是动词,或认为是系词,或认为是两个词(动词和副词)。这三种观点都不正确。我认为出现在各种情况下的“是”都是一个词——副词。本文试图就此做些探讨,就正于专家和广大读     

汉语的“都”和维语的“h■mm■”

汉语里的“都”是个使用率很高的词,《维汉词典》等有关词典和供维族同志专用的汉语课本中,几乎全把“都”和“h?mm?”等同起来,互相对译,似乎“都”就等于“h?mm?”。为此,本文试把汉语里的“都”和维语里的“h?mm?”在词性、词义、语法功能及翻译方面加以粗略比较,且试对维族学生学汉语中几种常见错误进行分析。     

这里的“伟大”不是反语——兼与杜方剑同志商榷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一篇文情并茂感情至深的散文。其中有这样几个长句:“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自《鲁迅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汪泽树同志的《症结在哪里——<记念刘和珍君>中一个句子的理解》一文后,不少同志相继写了文章对汪文“伟大”一词是正语的结论,表示肯定或否定。比方一九八二年的第一期《教学与研究》就开辟了一个争鸣专栏,     

“相”与“见”词性辨证

关于“相”和“见”字的词性归类问题，语言学界历来就有争议。鉴于这两个词不仅涉及到古汉语教学和对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也还涉及到活跃在现代口语中一些语言现象，因此，对“相”和“见”字的词性归类问题，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是这样说的①：《马氏文通》把“相”字归入代词，刘复以为应该归入副词。我们认为后一说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得承认它是带有指代性的副调。乍看起来，“相”字的词性归类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是，细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这种解决乃是在“代词说”和…     

邵荃麟同志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邵荃麟同志,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北京大学作了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专题讲投。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东语系等全系师生以及北师大,北京师院,河北师院,北京师专、人民大学等校部分师生,北京几个报刊的记者,都来我校听取了这个报告。这是作家协会为中文系开设的文艺理论讲卒的第三次讲授,在此以前,已由周扬同志作了“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与政治”两次专题报告。邵荃麟同志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问题提出的意义。荃麟同志指出,这不是新的问题,在理论上说,高尔基早已提出过,毛主席在延安也早已有所阐明,第一次文代大会时周总理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精种;而在创作实践中高尔基的《海燕》《母亲》以及苏联以后的优秀作品《夏伯阳》、《铁流》等也都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毛主席的诗词首先体现了这种结合,以后的《白     

《香山红叶》和《茶花赋》、《荔枝蜜》

新编十年制中学语文教材,选上了杨朔同志的《香山红叶》,原有的《茶花赋》和《荔枝蜜》仍然保留。我认为《香山红叶》、《茶花赋》和《荔枝蜜》这三篇在写作手法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以物喻人,语言精炼,诗意浓烈,结构又都是曲折有致,“卒章显志”,于是想就此来探求一下杨朔散文的奥秘。首先觉得这三个题目都很有诗意。我们都知道杨朔写散文“总要象写诗那样”“推敲字句”的,对于文章的题目,他更是精心斟酌。看“香山红叶”这个标题吧。古往今来     

形式逻辑领域中的“根据”本义论 评形式逻辑教本中有关的解说

在《前言》中开头提出汉语“根据”的几种词性及其具有本义、转义、引申义的不同后,把它的本义在哲学名词外按照侧重点的不同而分为六种。本文论述的是形式逻辑中讲的“根据”的本义,属于其中有逻辑性的三种。因为形式逻辑教本中在这方面存在着问题而引起评论。首先是论述形式逻辑教本中混淆根据和原因的区别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评论与“根据”有关的现在流传的“道理”的界说和黑格尔所谓“好的根据”说;接着论述根据和理由的区别;进而对于根据的本义所划分的六种含义,提出以该本义“一以贯之”的见解,从而分别地确定相当概念的定义;随后论述在实际上探讨“根据”必须使之具有明确的切实内容,并举例表明几种失当;最后在《尾声》中表示研究“根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