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儒法斗争是人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吗?

在法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古代的儒法两家分别是人治与法治主张的代表,儒法斗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古今历史,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政治生活。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论法治与积极人治的统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还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公正、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的唯一方式。通过对积极人治与消极人治的分析,认为法治应与积极人治结合使用,探讨了积极人治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论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我国的立法工作和法律制度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新的历史性飞跃。一、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五千年中国发展史，我们不可否认，人治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创造过辉煌。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从它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已起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

民主社会主义是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同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对立,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尽管表面看来,它们既不赞成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而主张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他们的一套理论和改良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列宁当年之所以称他们是更凶恶的敌人,就是因为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所以具     

信访:人治与法治的两难选择

信访数量持续十年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当前信访工作呈现出四大主要问题,表明了信访在人治和法治之间艰难的选择.根据我国国情现实,文章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对策:建立通畅的公民表达渠道;建立人大权力监督机制;建立干部下访制度;加强司法独立仲裁力量.     

江平：人治的危险与法治的条件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2009年09月03日来源：南方周末中国“人治”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难以区分的条件下,更容易产生“人治”。如果我们的法治环境缺乏新闻舆论的监督,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仅靠宪法规定的一纸条文不能切实保障“法治”的贯彻实施。“人治”的危险来自哪里？当然来自拥有“公权力”者。他们一言九鼎,他们的讲话、批示讲得好时,是“法治”精神的体现,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根本对立

本文主要从人权起源及产生、人权观的理论基础、人权观的阶级本质、权利和义务关系、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关系、侵犯人权的标准、两种人权观的发展前途等七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根本区别。     

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权观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权观。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资产阶级人权观念,以“人权卫士”的态势发动“人权攻势”,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和国外敌对势力相呼应,也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和诬蔑,制造思想混     

两种根本对立的战争观

在如何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儒法两家战争观的斗争;在当代,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战争观的斗争。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在战争问题上也就必然要吮吸其“先师”孔孟的余唾,反对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我们要彻底清算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贩卖的孔孟的反动战争观。     

论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

法治对人治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为 :坚持人性本恶 ,反对人性本善 ;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反对个人专断 ;坚持法律价值主义 ,反对法律工具主义。     

公共危机治理:法治与积极型人治

公共危机治理一直是社会治理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不断向前迈进,公共危机的治理也在不断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仍是不完善的,一定范围内的积极的人治仍是被需要的。公共危机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全面的法治,但在实现理想状态的过程中,积极型人治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的存在也是公共危机法治的有益补充。积极型人治的实施要求领导者具有很高的个人领导素质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和强有力的公信力。     

柏拉图人治论与法治论矛盾之根源

柏拉图是卓越的法哲学家，他一生试图解开扑朔迷离的社会政治之迷，澄清法律的本质，但其思路和理论并非一贯如一，中年《理想国》提出以正义论为基础的人治论，晚年与此截然有别，提倡法治论。这种转向是由于（１）对希腊社会现实的反思；（２）批判智者，重建法律的合法性价值基础；（３）哲学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实现了视界融合和转换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人治为核心治国理念的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精华的东西,在法治社会中,以儒修身的内在修为与依法治国的外部规制是可以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