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口号内涵的演变

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口号。然而，在这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联合政府口号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指出了这个不同，分析了其原因，这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是不无必要的     

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的历史考察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懈努力的历史,是代表先进文化不断向反动腐朽文化作斗争的历史,是教育和组织人民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根本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历史.我们要认真总结党在坚持"三个代表"方面的得与失,保证党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公开提出的原因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初期即已酝酿成熟。所以直到抗战末期才公开提出,是因为以下四个条件使然:一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利时机;二、以民盟为首的中间势力强大,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奠定了群众基础;三、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创造了有利的主观条件;四、英美苏三大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抗战胜利前后的联合政府问题

成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公开提出,又经过中共七大正式确定的政治方针。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主张曾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本文拟就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实践及评价的几个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以来,先后提出过建立国防政府、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主张。1937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发展的历程,记录着党对"三个代表"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社会主义中国诞生在中国共产党实践和体现"三个代表"的实践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初步繁荣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三个代表",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的结果.     

"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实验场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建和领导的民主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一次重要实验,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民主执政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意义.     

跳出"周期率"--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几乎成了一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跳出这一"周期率"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     

政治妥协视角下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联合政府主张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政治妥协。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妥协条件的缺失,联合政府最终未能建立。分析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斗争,对于今天海峡两岸以史为鉴、以政治妥协的精神进行和平谈判、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个代表"的哲学思考

"三个代表"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哲学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论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江泽民"5*31"讲话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是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实践"三个代表"的重心则有不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代表人民利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利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提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生动地体现了"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