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学科的青春活力─—评《实用汉语音韵学》

古老学科的青春活力─—评《实用汉语音韵学》王　朗音韵学是我国的一门古老的学科，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音韵之学仍然很有用处。罗常培在《汉语音韵学导论》中云：“音韵之学，功用至广，若夫先明此邦之声韵，继治异土之言文，则理既通，呈...     

《镜花缘》与李汝珍音韵学思想研究

李汝珍创作《镜花缘》时将自己的音韵学思想部分地融入其中。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爬梳，可以窥得其音韵学思想。其中有较为进步的观念，也有因循前代韵学思想的成分。将《镜花缘》反映的李汝珍韵学思想与《李氏音鉴》相对比，发现《镜花缘》中的音韵学思想既有重视实际语音的创新之处，又存在着某些存古思想，这与《镜花缘》中音韵学相关内容来源的复杂性有关:来源于《李氏音鉴》者因其与李汝珍等韵学思想的关联而带有创新性，与上古音、中古音相关的内容则因为李氏的创作旨趣、清代上古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存古思潮，以及“求雅存正”的文学语言观关系密切而带有“存古”特色。     

黄侃巾箱本《广韵》校勘及其音韵学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十分重视《广韵》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黄侃继承清代传统语言学成就,在《广韵》校勘及其音系研究上开掘甚多。黄侃独特的批校方式,与清儒迥然不同,他把校勘重心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归纳《广韵》韵类与古韵的关系,梳理《广韵》又音,探寻《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阐释文字孳乳变易过程,努力使《广韵》研究与《说文》《尔雅》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韵、文字、训诂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所以,黄侃不仅校勘《广韵》,而且通过校勘《广韵》进行音韵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当时编撰上的问题。文章循此思路,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侃与陈澧《广韵》音系的比较上,并就陈澧《切韵考》中的《广韵》韵类与“增加字”等与黄侃批校之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全面展现黄侃音韵学之渊源,总结黄侃校勘中之得失。     

《说文》学著作丛考

本文通过对四种《说文》学著作的考辨,认为清唐赞衮的《说文字原表》是抄袭之作,《说文偏旁》一书系张之洞新选,《说文解字篆韵谱》是《说文》的通俗简编本,《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是《说文》的韵编本。     

段氏注《说文》 重韵不重声

在充分肯定段玉裁韵部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把《说文》形声字的“某声”单理解成韵，给每个字划归古韵部，却不讲声母，因而在注《说文》时造成许多问题。《说文》“某声”，应包括声和韵两个部分，段氏只说“谐声必同部”，偏而不全，其实谐声亦必同声或声近。以此观点研究《说文》及段注则可疏证许多谬误。     

《古今释疑》音韵学部分述评

方中履的代表作为《古今释疑》,其中“音韵学”部分涉及到等韵学、古音学、今音学等,较有价值。通过对《古今释疑》“音韵学”部分全面研读,以恰当地估定其价值。     

《成均图疏证》

①章炳麟晚年改“至”部为“质”部。 ②章炳麟晚年用清人严可均《说文声类》之说,并“冬”于“侵”,则为二十二部。 ③阴声:传统音韵学以为凡收鼻音尾的,如[n]、[]、[m],称阳声韵。 ④阴声:传统音韵学以为凡收元音的为阴声韵。 ⑤对转:古音中常有阴声韵、阳声韵互相专变的例子,称作“对转”或“阴阳对转”。 目表①     

音韵学研究中的创新——读方孝岳先生遗著《广韵韵图》

方孝岳所编《广韵韵图》是音韵学研究中的一种创新,本文通过评介《广韵韵图》阐明两个理论问题。一、注反切于韵图之中,韵图的列字定位与广韵的反切相互参证是研究“切韵音系”的捷径。二、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入门,等韵门法是入门的钥匙。本文深入分析《切韵指南·玄关歌诀》解释音和、内外转、局狭、广通的含义,论证喻母的分等实际上是“重纽”。本文最后还介绍《广韵韵图》在校正《广韵》方面所作的努力。     

古音对转浅谈

阴阳对转是汉语音韵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清代学者孔广森提出来的。他在谈到上古韵部之间的关系时说:“此九部者(指阳声九部、阴声九部),各以阴阳相配而可以对转。”①但是他对此并没有作多少理论上的说明。接着,严可均著《说文声类》,运用阴阳对转理论分析《说文解字》中形声字阴阳互谐的现象。后来,章太炎著《文始》、《国故论衡》,编制《成均图》,发展了孔、严的学说,以此阐明文字转注假借及孳乳的道理。近代语言学家杨树达著《古音对转疏证》一文,用实例对上古六组阴、阳、入韵部的对转关系加以证     

陈澧《切韵考》"用字偶疏"条例之分析

陈澧《切韵考》一书在音韵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首创考证条例以辨《广韵》反切正误 ,亦影响深远。然由于时空所限 ,其条例中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陈澧未见之韵书残卷 ,对其“用字偶疏”条例加以具体分析 ,详细探讨其得失。     

从李白近体诗用韵看《切韵》系韵书的发展

本文从音韵学角度,采取排列韵谱的方法考察了唐代诗人李白近体诗的韵系及其与隋唐语音和韵书的关系,发现李诗用韵与《广韵》韵目下所注同用、独用的规定基本相符,唐功令和宋景德、祥符年间所定的“悬科取士,考核程准”基本一致,戴震所谓“《广韵》同用独用之论乃唐初功令”大体上与事实相符。李诗支脂之三韵通押,似能说明王力“杜甫时代唐韵中的支韵尚未与脂之相混”之说可以商榷。李诗数处借韵,显示此种押韵法并非如通常所说──“始于中、晚唐”,确切地讲,应是始于盛唐。此外,李诗用韵与《平水韵》极其接近,对我们研究《平水韵》,考明《平水韵》的形成有重要参考价值。     

袁子让《五先堂字学元元》音韵学思想研究

袁子让《五先堂字学元元》的正音思想，古今音变的语音观念，等韵门法的图解，韵图比较的理论，构成了他系统的音韵学思想。这种思想既是对传统“雅音”的弘扬，也表现出他对音韵理论的革新。     

唐五代韵书引《说文》续考

唐五代韵书,指自20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鲁番地带的唐五代写本和刻本韵书,还包括蒋斧本《唐韵》和故宫博物院所有的两种《刊谬补缺切韵》。依照周祖谟先生在《唐五代韵书集存》一书中的分类,我们将这些韵书分别称为：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分为敦煌本王韵和宋跋本王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五代本韵书。这些韵书大量征引《说文》,其所本应为唐本《说文》。唐本《说文》对求许书之真有着特殊价值,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不有唐本,终难定二徐之精粗美恶。＂这些资料大多为清代治《说文》者未能见及,今人校勘《说文》者如王贵元师《说文解字校笺》亦未能利用。经过穷尽性搜索,共辑得引文796条。将这些引文与前人校勘《说文》成果相互比勘,或补正今本《说文》,或证明后人皆以为今本《说文》误而实际不误。本文为其中数例。     

《东国正韵》序文中的“上去无别”考

1446年,朝鲜颁布钦定《训民正音》(以下简称《正音》)推广了“谚文厅”所创制的表音文字。第二年,又颁布了“调以四声,定为九十一韵二十三母,以御定训民正音定其音”的韵书《东国正韵》。从声、韵的数目看来,它既不同于朝鲜长期以来备科试用的《礼部韵略》,也不同于《平水韵》。序文中写道:“声韵之变极矣”、“若不正之,则愈久愈甚,将有不可救之弊矣”、“我国     

《韵法直图》声母系统的几个问题

《韵法直图》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音韵学界影响很大。本文根据作者个人研究心得,分析了《韵法直图》声母系统中"非敷合一"、"影喻合流"等几个问题。     

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诗经》韵例也多有研究。虽然自唐宋以来,人们对《诗经》韵例已多有言及,但所论或零碎,或不够精当。顾炎武博采众长,为研究古韵而对《诗经》韵例作了精深的研究。其研究对江永、孔广森著《诗经》韵例之文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顾炎武古音学的文章对此比较忽视,鲜见提及。     

高山狭缝道通天——石声汉音韵学遗札数种习读考索

就已故著名教授石声汉音韵学遗札,习读鉴赏并加以考索,判定为自课修练古音学的珍存。所见与其生前传嘱的“校勘道路”和“绝学狭缝”等,若合契符,实古农学不二法门。石氏藏修音韵法,总赅为“三段四途”：即学识 修炼 致用三个阶段。其中修炼过程最见功力,要之为四大途径：一是熟读《广韵》,以通中古音系,上推下联贯通古今音理;二是系联《易林》韵脚,模仿清儒归纳上古韵部而验之;三是抄练《说文》谐声偏旁,以明音近意通和因声求义之理;四是参与方言调查,勘验古音之“化石”,明近古及当今语音演变之履迹,略知“礼失而求诸野”之古道。     

论《广韵》音系的三等韵

《广韵》的韵类,如果按等韵学上的划分,可以分为“一、二、三、四”四等。这四类韵之中,以三等韵的韵数为最多。其与声母结合的形式也最为复杂,因而在等韵图上的表现也最为纷繁多样。《广韵》音系和等韵学上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多与三等韵有关。汉语语音的演变,从古到今的时代变化,从南到北的地域变迁,也以三等韵的变异为最大。因此,三等韵的探究,成为汉语音韵学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打算就中古时期《广韵》音系中三等韵的若干问题作一个比较仔细的分析。     

《陋室铭》意蕴试探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以文为本，义乃道之舍”。文以载道，已成为古今共识。叶圣陶先生在其价g文教学二十韵》中提及：“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的确，文章的思路，只有通过词语句之间的多维语义线索才能按清；作者的思想风貌，也只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