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文化研究论略

庙会文化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初。经过民国时期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建国初期的沉寂，八十年代的重新兴起，九十年代不断深入和探索，中国民俗学界已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和实地调查材料，且使庙会文化的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应该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庙会文化进行高屋建瓴的探讨，走出民俗学的狭隘领域。     

关于庙会文化的哲学思考

庙会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信仰的主要途径,其文化是中国底层人民重要的精神寄托方式。同时,庙会文化又是中国民间民俗习惯的表现方式,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民间人民朴实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俗的方式和方法。另外,庙会文化是中国民间艺术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途径,其与地方经济也息息相关,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庙会文化的正向影响。此外,庙会文化还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天然的联系,社会民众通过庙会文化来表达内心的恐惧与不满,喜悦与幸福,从而实现内心的平和,这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总之,庙会文化具有记录、认知、教化、变革和融合等多种功能,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南庙会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众节日形式之一。本文以河南周口地区的庙会为例，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了河南庙会的文化变迁。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河南庙会的活动内容已从传统的以祀神、娱神为主发展为以娱人、经贸为主，实现了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化变迁。     

浅析玉林地区庙会和玉林文化

玉林地区的庙会保留着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玉林文化。在历史上,玉林曾是西瓯、骆越部族先民的聚居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秦代又有大量的中原汉人迁入,促进了玉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玉林地区的庙会作为一个载体保存延续着玉林地区的文化,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神与庙会文化

本文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对庙会的产生、发展及其现状的分析,揭示了神与庙会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分野的原因和特点。同时对现实中的庙会现象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对策。     

城镇庙会及其嬗变--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

武汉地区的城镇庙会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深远的社会性、整合的系统性、动态的承传性和开放的自组织性诸特征.由于明中叶后九省通衢大市场的逐步扩张,武汉庙会适应社会需要而迅速嬗变.尤其是汉口镇会馆公所商办庙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武汉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武汉近代的城镇庙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亚文化因素,也是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     

颜文姜庙会与民间孝文化传承

颜文姜以德报怨,以孝道侍公婆而演化为神的故事在博山代代相传,妇孺皆知。每年博山区都会举行热闹的庙会来纪念颜文姜。从颜文姜身上所体现的孝与善催生出了博山特有的乐善好施,崇尚孝道的淳朴民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地域性优秀的民俗受到破坏。颜文姜民俗的代代传承给我们带来一定启示。     

当代陕北庙会考察与透视

庙会活动是陕北地区的一大景观。虽然从形式上看，它不是一种标准的宗教活动，但是：其一，它是佛、道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二，民间庙会与佛、道教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其三，所有庙会均毫无例外地有固定场所、管理组织、祭祀偶像、宗教仪式（敬香、诵径、求签等）。     

黄帝文化探源

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及神话故事等角度,研究了黄帝文化,探讨了黄帝文化的源头,解读了黄帝文化的真正涵义。     

北京庙会：商业与文化的纠结

在“四零后”老人的记忆里,庙会就是老百姓纵情宴玩之所,除了礼佛奉神、烧香还愿、音乐百戏、诸般杂耍之外,应时小吃、古玩字画、各地杂货应有尽有,热闹非凡。当然,这里指的还是那个“想当年”的老北京庙会。     

汾河中游地区的庙会文化资源研究

清代至民国时期,汾河中游地区庙会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在庙会举办期间,祭祀演戏,酬神娱人,商品贸易,走亲访友,这些活动对民众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大量传统庙会得到恢复,但现代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导致庙会的文化和市场交易功能都在弱化,社会交往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取决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在当前的节假日旅游新常态下,如果地方政府致力于整合社会力量,优化生态环境,庙会一定能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陈楚故城的繁华——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研考

河南淮阳庙会数千年来吸引了众多人祭陵拜祖,2006年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通过叙述淮阳庙会的艺术文化,认为人们对庙会的虔诚信仰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转型时期农村庙会文化功能的变化——以榆林地区为例

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地区庙会为例,阐述了转型时期庙会文化功能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榆林地区庙会文化除了传统的功能外,又具有了调动区域群众广泛参与、表达社会需求、为社区公共事物服务、观光旅游等新的功能。实现了庙会文化功能从传统到当代的转变。     

乡土文化视角下的庙会旅游开发探析——以皖北为例

庙会是一种乡土文化,庙会旅游开发对挖掘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保护与传播民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以皖北为例,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调查,从乡土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庙会的多元文化综合与乡土文化特征;从皖北大型庙会及其活动与皖北庙会活动的新变化两个方面对皖北庙会发展现状作了描述与解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乡土文化视角下皖北庙会旅游开发的意义及应采取的策略,以期为庙会旅游与乡土文化旅游开发提供分析与决策参考。     

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当代再造——浙北党山雷公庙会考察

仪式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性活动,有其特定的寓意、独有的程式和丰富的功能。现代社会剧变不仅对中国乡村传统仪式的形式外表产生影响,更给传统民间仪式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带来深刻冲击和改造。当下,政府部门对繁荣乡村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民间仪式的强力介入与征用,为传统民间仪式的再造增添了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传统民间仪式的文化本真性却日渐剥离,这必然使其原本的象征体系难以复存,形式也终将难以为继。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既要着眼于促进其内生的价值转换机制和能力的发挥,更要着眼于仪式文化合理精神内核的挖掘与弘扬。     

浅议土族信仰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以互助县纳家村庙会为例

纳家庙会和背经护青等活动表明,目前的土族信仰仍以藏传佛教为主,其它信仰为辅,呈多元共存的特点,多神信仰因事而择,各有功能。土族信仰处在一个信守与变化的阶段。     

西北燎疳习俗的文化探源与人类学阐释

西北燎疳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文化事象——焚烧疳娃娃,文化本源与上古时代的焚巫意识和周礼时代的束薪、包茅等禳解思维相关,是在神巫相通的宗教理念和“替代弭灾”的巫术观念下,形成的一种风俗模式。燎疳者通过“燎”和“焚”两个层面的活动,在精神上达到了目标实现和心理平和,这是燎疳习俗中透露出的农耕文化意义,也是民族群体繁衍壮大的内力所在。     

乡村振兴视角下庙会的文化转型及其资本价值——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分析

庙会这一民俗活动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具象形态与实际载体,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其结构与功能发生了转变,由民俗表象转向文化资本。蒙陕边界村落的庙会在并存与联结的现代转型模式中激发出了庙会文化的现代活力,形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本价值。在本体层面,庙会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以其产品资源形态使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在结构层面,庙会民俗以其古镇场域空间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旅产业集群;在自生层面,庙会作为结构遗产,以其自生结构合理配置乡村资源,形成了边界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本优势。     

中国辽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

辽代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契丹族建立的大辽政权,契丹族农业发展以辽代建国前后划分界线.辽代建国以前,虽然契丹族原始的粗放农业在迭刺部中就已出现,但主要的生活方式还是游牧生活.辽代建国后,由于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和汉族带来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使辽代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在辽代经济中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统治阶层、铁制农具、兴修水利和汉族知识分子对辽代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吴水军东渡日本说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可谓源远流长。《儒增》记述道：公元前2世纪左右．我国长江下游流域的水稻和农耕技术。就是经朝鲜半岛东渡日本,在九州大地传播应用的。“长江下游”其实指的就是吴地。吴地贯江涉海,海外交通十分便利。古代吴人占据着涉海的地理优势,又擅长“驾舟习水”为什么不直航日本,而要迂回朝鲜半岛昵？著名兽医、日侨中岛正男先生考证认为,他们的祖上是东渡的孙吴水军的后裔．他们的家谱记载：中国西晋灭吴时,其祖上是孙吴水军里的下级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