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国的来源和迁徙

<正> 纪国的来源,为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与己、基、箕、(巳其)同族,见于《潜夫论·志氏姓》及《风俗通》.纪趄源于甘肃天水的成纪,在唐虞时东迁河南偃师以至山东,到春秋时被齐国所灭.     

莱夷与莱国

莱夷与莱国逄振镐莱国是莱夷建立的古国，在齐国东部，与齐国接壤。莱国是仅次于齐、鲁、莒的山东四大古国之一。然而，由于有周以来“尊夏卑夷”思想偏见的影响，古文献关于莱夷、莱国的记载很少，致使莱的历史文化出现许多空白和不解之谜。故此，学术界对莱的一些问题，...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先秦时期齐地古国考论———兼及齐文化之形成

太公初封于齐,国小地狭,后世渐行开拓,至战国时期湣王灭宋后,齐国疆域遂臻于极盛.在此齐国版图最大时期的地域范围内,自夏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皆曾有诸多古国存在.这些古国的居民皆为东夷土著,而有国者族属不同、姓氏各异,炎帝后裔之姜姓及东夷姜姓、赢姓居多,后有周族姬姓,间有舜后妫姓及黄帝之后任姓等先圣后裔.这些古国最终都成为齐国的一部分,而各古国之文化因素则随之逐渐汇集融合,终成日后特色鲜明之齐文化.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钟离国史稽考

钟离古国,文献有记载但仅只言片语,不成系统。近来钟离国君墓的发现使人们对于钟离国史产生浓厚兴趣。本文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对钟离国缘起、地望、氏出及其春秋时期的有关史事进行辨正考察、综合研究,提出钟离古国灭亡不晚于春秋中期、钟离君柏墓葬可能要早到春秋中前期的新认识,并就《左传》和《史记》中几处有关钟离地望的记载,重新做了推定。     

李白的入仕道路和他的幽愤

一、从“李白,山东人”说起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李白传》“山东人”下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古代军事家孙武故里在惠民

孙武故里在哪儿?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现存史料,记载孙武事迹较多较早的是《史记》和《吴越春秋》,两书皆出于汉代,距春秋末期较近,应当是可靠的;但《史记》说“孙武齐人”,《吴越春秋》说“孙武吴人”,这是因为孙武不是世居吴国的吴人。如《孙子叙录》卷一第一页所指出的:“孙子本齐人,后奔吴,故《吴越春秋》谓之吴人也。”孙武是齐之何地人?先秦史书记载,直到宋代欧阳修等撰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编著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问世才肯定“孙武为齐乐安人”。《新唐书》卷七十三     

李清照里籍考证中的新问题--兼与徐北文先生商榷

李清照的籍贯,明清以来是“济南人”、“章丘人”两说并存。上世纪8 0年代所发现的一些金石资料,形成了“李清照里籍章丘说”的基础。而最近山东曲阜孔林李格非题石文献的发现,使李清照“济南人”说重新引起关注,甚至被有关方面称为“李清照研究的重大突破”。但通过清人汪珂玉的经眼书法文献《珊瑚纲》和新近出土的《贺仪墓志》及对于元好问《济南行记》等资料的重新解读可知,李清照只能是山东章丘人。     

《公羊传》何以首立学官

《春秋》在汉代有三种传授本,世谓之“三传”。其中相传为公羊寿所撰之“传”称为“公羊传”。《公羊传》在西汉时首先立于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五经为《诗》、《书》、《易》、《礼》和《春秋》,其中,《春秋》唯《公羊传》而已。《公羊春秋》不仅作为五经之一立于学官,而且地位特别显赫,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箕子之明夷”新解——读《易》札记之一

《易》之卦爻辞或为叙事,或为歌谣,二者用字有正有误,但即或字有错讹,语义还比较易于切磋,唯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这等上下无文、只可看作一则标题的爻辞最难通释.按此语“箕子”二字,焦循训为“其子”,赵宾训为“荄兹”,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训为“孩子”,这大致均不合原意.顾颉刚先生、李镜池先生、高亨先生都按本字解释“箕子”即殷末贤人箕子,这大抵不会错误.但顾、李、高三氏对于此条爻辞的揣想,却又彼此不一,出入悬殊.这主要牵涉到“明夷”二字.顾氏以为“箕子之明夷”是古代的一个成语典故,那意思犹同现代人说“某人的晦气”一般(《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李氏以为“之”当作动词“去”、“到”字解,“明夷”当是一个氏族或国家的名称;因之“箕子之明夷”当释为“箕子到某处”的意思(见《周易探源》中《周易卦名考释》).至于高氏,他以为“明夷”即是鸣雉,并认为“箕子之明夷”中“之”字下当脱一“获”字;“箕子之获明夷”说的是箕子猎得野雉的事(见《周易大传今注》).这样,虽说“箕子”已无异议,而     

有邰氏的来源和迁徙

有邰氏,乃炎帝神农氏姜姓的一支部落,起源于陕西眉县之邰亭,后东迁于汾水下游,称为台骀。其后有继续东迁至山东费县之台亭者,称墨台氏,春秋初被鲁国所并。一、有邰氏的起源据《左传》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嘉之,封诸汾川。……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史记·郑世家》也载晋平公之病是“实沈、台骀为祟……台骀,汾、洮神也”。按金天氏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罗贯中籍贯山西太原说与东太原郡之辩正

关于罗贯中之籍贯,以山西太原说与山东东平说之争论最为激烈。主山西太原说者,依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认为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主山东东平说者,依据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序"东原罗贯中",认为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又有学者提出"东太原说",致使罗贯中籍贯的争论更加复杂化。罗贯中籍贯山西太原说的合理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山西太原说"有直接而明确的文献记载,"山东东平说"则至今未发现有直接而明确的文献记载;庸愚子序"东原罗贯中"之"东原",不仅指山东东平,也指山西太原,"东原罗贯中"应是山西太原罗贯中之意;古今只有一个位于山西的太原,所谓山东之"东太原郡",是个侨置而虚设在山东的地名,有郡名而无实地,其实质指的还是山西太原。     

乡思悠悠,壮志难酬——《登楼赋》简析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邹县西南)。父、祖、曾三世为汉三公,少年时在长安即得到大学者蔡邕的常识。十七岁时,董卓余党作乱长安,粲南下投靠名列“八顾”的荆州刺史刘表,表虽外示优宠,实不予重视。表卒,王粲劝其子琮降曹,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 王粲号“建安七子”之首。曹丕《典论·论文》说,“粲长于辞赋”,并举其《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其辞赋现存二十五篇,在建安作家中是流存较多的。但其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